明末那些事儿

刘宗周先生不仅是大明的官员，而且是名满天下的圣贤。
他是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字起东，号念台，因曾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ji）山上，世称蕺山先生。
刘宗周是个苦命人，母亲刚怀孕五个月，父亲就去世了，等到生下他来，家里已经揭不开锅，母亲只好带着他回娘家抚育。
宗周从小体弱多病，但勤学不辍，志向不凡，他不向往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只想长大做一个像伟大的王守仁先生那样的圣贤。
万历二十九年（1601），二十三岁的刘宗周考中进士，可就在此时，为他担忧操劳一生的可怜的母亲病逝了。悲痛欲绝的刘宗周在屋门外搭了间简陋的小室，住在里面日夜哭泣。
三年服丧期满，他被朝廷任命为“行人”（官职），但刘宗周不想做官，请求回家奉养年迈多病的祖父母。每天在家里劈柴打水，端药送粥，从不懈怠。
祖父母入土为安后，刘宗周这才进京担任了礼部主事，这时正是权阉魏忠贤炙手可热的天启年代，刘宗周一到任就向天启皇帝朱由校发问：
“陛下，为什么要把天下托付给邪恶的太监呢？”（“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
这位木匠皇帝很不高兴，魏忠贤知道了更是勃然大怒，下令停发刘宗周半年工资，不久又借故开除了他的官籍。
崇祯二年（1629），年已五十的刘宗周时来运转，出任顺天府尹（即首都北京市长），但他仍然不改直言敢谏，无所顾忌的倔强作风。
刘宗周直接告诉新领导朱由检：你求治太急，用法太严，颁布政令太频繁，升降官员太草率。大臣们因害怕获罪都文过饰非，不愿尽职尽责，所以虽有人才却不能发挥作用，虽有将领却不会带兵，虽有士兵却不能杀敌。陛下的当务之急是收拾人心，而收拾人心首先应从宽待官吏开始。
当时国事混乱，崇祯帝经常责怪辅臣无能，并且频繁更换大学士，有许多内阁重臣下狱，论死。大臣们私下里都议论皇上刻薄寡恩。刘宗周上疏说：
“国事败坏到如此地步，大臣们当然应该承担责任，但陛下也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他认为皇帝不应怀疑群臣，而应开诚布公，以诚相待，这是解救当前危局的关键。
刘宗周的话算是触到了皇上的真病，崇祯帝极为反感，甚至非常愤怒。他责令内阁大臣起草严厉的诏谕，给刘宗周降罪，但阁臣每次将草拟好的圣旨呈报崇祯，崇祯都会再拿起刘宗周的奏章，反复细看，并站起身绕大殿来回踱步，最后慢慢冷静下来，怒意消解，叫人把刘宗周找来，斥责几句了事。
崇祯给刘宗周的评价是：言辞迂阔，为人忠直。
刘宗周在顺天府尹任上为官一年，政令一新，打击豪门和宦官尤其严厉，后因疾病辞职归里。
崇祯十五年（1642），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崇祯帝再次想起了不合时宜的刘宗周，叹息一声对群臣说：“刘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传旨任命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都察院左都御史是正二品，国家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职位。
刘宗周刚一进京，崇祯帝就急切地问：“你知道都察院的职掌是什么？”
“正人正己！先端正自己，然后端正百官。”刘宗周拍拍胸脯，看来已经胸有成竹。
可惜，仅仅过了三个月，朝堂上就发生了言官姜埰，熊开元议论国事被打入诏狱，准备秘密处死的案件，为了解救二人，刘宗周联络众臣，亲自上朝与皇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结果可想而知，崇祯帝大怒，刘宗周又一次被驱逐出朝，削职为民。
这一年刘宗周已经六十五岁。
刘宗周不是个让领导喜欢的人，总计沉浮宦海四十余年，真正在朝为官时间还不足四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的蕺山讲学，从而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蕺山学派。
他著作等身，弟子众多，其人品和学术成就名满天下，赫赫有名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就是他著名的弟子之一。
刘宗周思想学说的核心是“慎独”。他在著作中反复强调“慎独”的重要，认为“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
崇祯祯十七年（1644）三月，天崩地裂，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了北京城，崇祯皇帝上吊自杀。
在家赋闲的刘宗周先生惊闻噩耗，恸哭一场，然后找出一根长矛扛在肩上，不顾六十七岁高龄，要徒步前往省城杭州。###第八章翻案不得人心（3）
一石激起千重浪。
阮大铖穿戴官服入朝陛见的消息一经传出，朝野舆论大哗。人们惊呼：阮胡子一出，则逆案尽翻，明季三案也将重新评说，清流派官员要倒大霉啦。
于是群情激昂，义愤填胸，一呼百应，众论鼎沸。
首先站出来说话的是户科给事中罗万象，这位言官的观点是：辅臣马士英举荐大铖，或许是痛感本朝没有出色的军事人才，但我知道阮大铖确实不懂军事，因为词曲艳丽的《燕子笺》和《春灯谜》，只能是枕边的春药，决不是克敌制胜的兵书。
他还煞有其事地给朱由崧出主意：“陛下，您可以允许阮大铖陛见，因为这样可以成全辅臣马士英求贤若渴的心情，但坚决不能任用，给奸邪小人留下飞黄腾达的非分之想。”
罗万象话音未落，另一位言官，御史郭维经又站起来发言，他问弘光帝朱由崧：
“逆案是先帝定的，如今马上要修《崇祯实录》了，如果不提逆案，实在对不住以身殉国的崇祯帝，如果要写这一段，可现在将起用名列逆案的阮大铖，陛下，你说咋办？”
朱由崧哑口无言。
这时，大理寺丞詹兆恒也上前凑热闹：“先帝钦定逆案，扫除**，是崇祯时代第一美政。十七年来，阉党余孽日夜聚谋，妄图翻案，幸亏先帝英明睿智，坚持不移。如今国家大仇未报，先帝尸骨未寒，却忽然召见阮大铖，这难道不是亵渎先帝在天之灵，伤害天下臣民忠义之气吗？请陛下亲自阅览御书，自己判断吧。”
没过几天，大理寺丞詹兆恒真的找来一部《钦定逆案》，呈送给弘光帝御览。
紧接着，吏部左侍郎吕大器也上书，太仆少卿万元吉上书，兵部郎中尹民兴上书，给事中陈子龙，熊汝霖上书，御史左光先，王孙蕃，米寿图，周延泰，陈良弼上书，他们着些人上书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是“力言逆案不可翻，阮大铖不能用”。
最后，连勋臣常延龄也上场了。
怀远侯常延龄是明初大将开平王常遇春的第十二世孙。崇祯年间，他曾十二次上书，对国事忧心如焚。对于阮大铖的复出，他当然感到痛心，但又觉得可笑：
“阮大铖不过是个戏子，又是太监的干儿子，魏忠贤伏诛后覆灭后，他也该砍头示众，诛灭三族。可最后仅仅是削官为民，终身废弃，真够便宜他了。可如今竟想复出任职，上窜下跳，真是咄咄怪事！让人不可思议！”
平心而论，阮大铖虽依附阉党，但尚心存畏惧，因此才一次次弃官回家，最后被打入逆案，禁锢十七年，处罚不能说不重，本来已不值得清流派众位老兄再这样兴师动众，口诛笔伐，并且他们攻击的理由也不够充分，字里行间透露着偏激，几乎都是抬出先帝崇祯来压制论敌。
但清流派的这波强力攻击又是必要的，因为经历了《留都防乱公揭》事件的阮大铖，心中怨毒已深，早已变成了魔鬼，他的人生目标不再是单纯地获取高官厚禄，而是要复仇，不顾一切地复仇，报复所有伤害过他的人。
面对铺天盖地的进攻，马士英有些发懵，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看到大理寺丞詹兆恒拿来一本《钦定逆案》，他也把一部厚厚的《三朝要典》送到朱由崧那里去。在弘光帝面前，他反复为自己辩解：
“臣说大铖不属逆党，却并非认为逆案可翻。时间过去这么久了，真正列入逆案的人大多都去阎王爷那里报到了，我给他们翻案有蛋用！与其身犯众怒，成为众矢之的，还不如依附清流，得到正人君子的庇护呢？弃明投暗，臣虽愚不为啊。”
内阁大学士马士英像个娘们似的絮絮叨叨，从来没有这样狼狈过。虽然弘光帝没有直接表态，但他知道起用阮大铖一事只能流产了。
马士英有位内亲，名叫越其杰，曾任凤阳监军，后因事被弹劾罢官。南京朝廷建立后，他借助马士英的关系又官运亨通，当上了右佥都御使。这个人老于世故，精明圆滑，曾多次劝说士英不要从井救人，惹火烧身。
马士英的回答是：“我之所以举荐阮大铖，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还他个人情。你有机会见到新建公（指姜曰广，他的籍贯是江西新建县），替我转告，我并不想跟东林君子们为难。”
一天在内阁里，大家谈论起已去世的庶吉士张溥，都惋惜他是个人才，马士英动情地说：“张天如是我的朋友啊，他去世的时候，我还以酒浇地哭祭过他呢。”
姜曰广笑了：“你哭东林党，难道也是东林人吗？”
马士英有些愤愤不平，说：“并不是我要背叛东林，是东林党排斥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