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花

第 2部分阅读

“嘿嘿嘿,说不定过些天他就回家来啦!”
“真的?”王镯子惊喜若狂。
“嘘——”汪化堂爬起身,叫她小声点。听了一会外面的动静,他接着说:“我兄弟在前些天家来过。嗬,他可了不得,当情报官,坐过飞机,跟美国人学过本事,显要着哪!上次他从青岛回来,领着三个护兵。俺们这次杀村干部,也多亏他给我好几支家伙。”汪化堂得意地拍着左轮手枪:“美国造!”
“嗳呀,真了不得!”王镯子叫道,“哪,承祖呢?”“你听我说,”汪化堂舒适地向被子上一仰,望着天花板棚道,“承祖这孩子,真是我大妹子生的宝贝,比他舅我还强哩!去年他参军,我真有些气闷,他怎么父仇不报,倒去为虎作伥?嘿嘿,承祖又走上策啦!原来他当八路军不几个月,就投到国军那里去了……”
“那怎么我还当军属?”王镯子惊诧异常。
“是啊,我刚才在你门框上摸到‘军属光荣’牌还吓了一跳,以为走错门啦……嘿嘿,乖就乖在这里。承祖怕你在家受难为,找了个好时机溜的,叫八路军以为他被打死,不知下落……镯子,你嫁给俺外甥不吃亏吧?”
“嗯,高兴。”王镯子着急地询问,“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你承祖多会儿回家?”
“承祖投到国军,上青岛找到我兄弟,当上特工人员啦!他二舅说,过些天,承祖要和其余一些人,分散派到解放区,串通咱们的人,对付共产党。”
“承祖一准回来?”
“错不了,我没跑脱,就躲在这里等他回来一块儿干吧!”“啊,这就好啦!”王镯子的脸笑裂成纹,心里美了好一会,又忧虑起来,说:“人回来是好,可是在共产党手下,总是不太平。舅,二舅说没说,中央军什么时候来?”“说啦!按照蒋委员长原先的计划,顶多用半年工夫,把全中国的共产党连根拔掉;不想他们也有两下子,拼命顶了近乎一年,可现在全国的大码头都叫咱国军占啦!嗬,蒋委员长和美国人挺看重咱山东地方,要很快打到这里来,捣共产党的老窝,为咱们这些人出大气!”
王镯子喜形于色,紧接着问:“还有多少天?”汪化堂得意忘形,句句有力:“快啦!我兄弟领着人马回来,就是察看海口的。到时有美国大鼻子的兵舰装着,几万国军一宿就登上咱乳山口。我兄弟说——不,学蒋委员长的金口玉言,顶多再有两个月,全山东就是咱们的天下啦!”“啊呀,这末快啊!”王镯子兴奋得眉飞色舞,耳环晃荡。汪化堂又转换口气说:“不过共产党也不简单。咱们这地区是它的老根子,穷小子的心都跟它走。也是,各敬各的神,各烧各的香。他们跟共产党,咱们也不能白闲着,要跟他们干干!”他坐起来,留心地询问,“镯子,你们山河村被斗的那几家,有动静没有?”
王镯子想了想,说:“别家没听说犯了什么,就是蒋子金那爷儿俩不服帖。年前他们暗地到分他们地的人家去要粮,叫民兵押了几天;前些日子叫他儿子将经世去出民工,经世装病不去,又开会斗了一气。”
“那老村长呢?”汪化堂关切地问道。
“你说蒋殿人那‘老对虾’吗?”王镯子以轻蔑的口吻说,“他更老实,叫干么就干么,最听干部的话啦!”汪化堂沉思着,冷笑笑,说:“老实,听话?哼,我看老村长不是松包,外表上装老实罢了。”
“你要找他吗?”王镯子又紧张起来。
“不急,等承祖回来再说吧……”
“汪汪汪!”从村南头传来一阵狗吠。两人一惊。王镯子急忙溜下炕。
“谁家还养狗?”当狗声消失后,汪化堂问道。“南头俺舅家。自从打鬼子时干部叫把狗打死后,再谁也没有养狗的,独独他家的狗不让打。一只挺大的灰狗,和俺舅老东山一样,真厉害……”
汪化堂打断她的罗嗦,问:“家里哪地方好藏人?”王镯子向屋里端详一会,说:“没别处,有人来你躲进西间大粮食囤子里好啦,里面是空的,我上面用盖子遮好。”汪化堂站起身,打个饱嗝,随手提起从腰上解下的包包,掂了掂,递给外甥媳妇,说:“藏好。”
王镯子接过包袱,用手摸着,惊喜地叫道:“啊!这末多元宝、金条!”
“轻点搓揉2,里面还有地契——土改时花很大工夫才偷着誊下来的。等着吧,到时……”
“喔喔喔——”一声清脆的鸡啼,从东邻响起,打断了汪化堂的话语。
王镯子一口气吹熄了灯火……
第二章
山河村成长方形,座落在一座小山跟前。它总共有一百三十多户人家,每家正房的门都朝南开,真所谓开门见山了。村后面是一片平原,其实也只有里把宽,就挨着了黄垒河。象这一带几乎每个村庄边上都有条小河一样,山河村西头也有一条从南至北流进黄垒河的小沙河。人们很少叫河的名称,实际上密如蛛网的山水河也大多没有名字,全以它们所处村庄的方向来叫。山河村的人称黄垒河就叫北河,村头的小河则唤西河。
清明节这天上午,一个九岁的男孩子,跑到离村一百多步远、靠近西河堤的一幢独立茅草屋门口。他推门,门从里面插着的,就叫道:“姐,玲姐呀!开开门哪!你闩门做么呀?”门开了,一位少女出现在门口。有话道,“人是衣裳马是鞍”,意思是人要穿戴得好才美丽。这话不见得全对吧?这位姑娘的装束很素气——一身粗布的蓝褂黑裤儿,但是她一出现,不由得使人眼睛一亮,非留意端详一会不可。她那在女子中数上中流个的细苗苗的身躯,结实而柔韧;黑黄的柔发搭到耳朵下梢,陪衬着圆形的脸庞,面色透着红晕。而最惹人注意的,是她那双黑得象涂着墨一样的眼睛,又灵敏又深邃,在不算黑的细眉下闪动着。
她,姓曹,名春玲,加起来就是她的大名——曹春玲。不过,姑娘已过了十八个生日,这个名字才有七年的历史——是解放后上了学才有的。那些年按乡下的老规矩,女人不上学一般是没有大名的。给闺女起名也都是一个音,自然在前面要加个“小”字;只有到快好出嫁了,再在名字下面添个“子”字,客气点的人才在加“子”字后把“小”字去掉。春玲当然也不例外。这一带解放那年春玲十一岁,她上了学。先生给新入学的女学生起学号,也和给男学生一样,原名冠上姓。结果女学生的名字就成了:江小妞、江小英、江小红、孙小情、蒋小花、曹小玲……总之,中间那个字都是“小”字。曹小玲很不高兴,逼妈妈将中间的字换换。但是母亲说不好换,她起不了。小玲自己在书皮上把“小”改成“大”,成了“曹大玲”……后来她的大姐自己起了名,叫曹春娟,二姐随着叫曹春梅,小梅高兴地立刻跟姐姐们学了……这时间,春玲提着盖有白毛巾的小竹篮,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看着门外的男孩子说:“咦,明生!你不去给烈士扫墓,回来做么哪?”
“谁不去来?是老师叫俺回来的,要我帮你给妈上坟……我就到北河树林里拔棵小松树,好给妈裁上。玲姐,你看,这不是?”明生把手里的小松苗,炫耀地在姐姐面前晃了晃。春玲那明亮的黑眼睛忽闪几下,眉尖一蹙,说:“那好。”又问道:“那你怎么这长时间才回来呀?”
“我看了会打仗的。”
“谁打仗?”春玲关心地问道。
“是老东山大爷,他又在村后骂人。
春玲皱了下眉头:“为么事?”
“谁把他的麦苗踩坏了几摊。”
“唉,这也犯得着!”春玲叹口气,“还有谁?”“就他自个哩。”
春玲禁不住笑了:“没有对手,也算打仗?你净嘈蹋人家。”明生翻着大眼睛,兴致勃勃,又比又划地说:“我是说,他又吹胡子又瞪眼,嗓门惊得南山响,比几个人打仗还热火哩!”
“他还在骂吗?”
“不骂了。想是没人理他,自个也骂累啦。姐,他要来找咱爹,给他抓踩庄稼的人。我说俺爹上区里开会了,妇救会长在家。他撅着胡子找她去了。”
春玲看着门外一步一颠的老母鸡,自言自语地说:“唉,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真不知他的脑子怎子长的,就那样没缝子。”
“姐,你说谁?”明生瞅着姐姐那副认真的模样,很奇怪,“是老东山吗?”
“又叫老山东!人家都末大年纪,名是你叫的吗!”春玲教训弟弟道,“我嘱咐过你几次啦,老不听话。”“又忘啦!接受姐的批评,下次改。”明生笑着,又问道:“哎,姐呀!我听人说老东山大爷和咱家还是亲戚,是吗?”春玲脸露羞赧,支吾道:“谁瞎说?”
“人家都说,说姐是他儿媳妇。姐呀,我可不同意你到老东山家去当媳妇,他那样顽固……”
“明生,快不要乱说。”春玲打断他的话,“姐谁的媳妇也不当,老在家当你的姐姐。哦,”她理了把头发,“天不早啦!走,兄弟,给妈上坟去吧!”
原野上,一片早春的景象。草木在发芽,麦苗试图离开地皮,向上拔节;而最显眼的是分布在各处的一簇簇的坟丘。三三两两的人们,都在忙着向坟上挂纸,燃着的打着青铜钱纹痕的黄纸和香的轻烟,懒洋洋地缭绕着。在平原最西边的山麓处,有一片苍翠的松柏,那里面躺着十九名八路军战士的遗体,烈士们已长眠五个年头了。这时,烈士的墓地上响起呼口号的声音。每年的清明节一到,除了有组织的学生给烈士扫墓、献花圈、修整墓地、植树、栽花……许多人也自动地、络绎不绝地去给烈士上坟。
春玲姐弟俩,在一块黄土地边的坟茔前停住了。
(www。。).
墓,母亲的墓,还有些新。那上面长着的几堆蒿草还没发青。去年插上去的几枝迎春,大概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力特别健旺的缘故,已经活跃地长起枝藤,翠绿的叶儿陪伴着金黄的花朵,花瓣上滚动着露珠,在艳阳下闪烁着美妙的柔光。
春玲看着母亲的墓,感情在全身激烈地翻腾起来了。她的手颤抖着去掀开篮子的手巾,但又停住,吩咐明生道:“兄弟,你不是要给妈栽树吗?喏,你到那边湾里提点水来,我在这儿挖坑。”
“好。”明生应着,提起小水桶就走。
“少提点,别弄湿衣裳。”春玲嘱咐着,见弟弟头也不回地去了,急忙蹲下身,从篮子里端出两碗用粉条猪肉做的菜,恭敬地摆在坟头前面,又拎起小瓷酒壶,敬重地向地上浇着。
酒浇在地上,姑娘的泪水涌出眼眶。一滴滴酒,一行行泪,一会就分不出洒在地上的是酒,还是女孩子的泪水了!
春玲的母亲是去年——一九四六年夏天去世的。这是一位在老解放区常见的母亲。抗日战争头几年,她指望子孙后代摆脱长期苦难的生活,接连把两个女儿送给了革命。第一次给这位爱子如命的农妇的打击,是她的大女儿春娟进据点开辟工作,被敌人杀害了!这打击来得太沉重太无情了,她因此病倒了两个多月。之后,母亲渐渐爬起身,站起来,打发他最大的,其实才十六岁的儿子明强参加了八路军。当敌人的据点攻克后,找回了春娟的尸体。母亲按年岁八字寻觅到一个死去的男青年,把她女儿的和那青年的灵柩并埋在一起,结个“鬼亲”。为这事母亲和丈夫吵了一架,也是二十多年夫妻俩吵得最严重的一次。
死别固然悲怆,生离也使人痛心。春玲的母亲长年累月为儿女们担惊受怕,盼望他们能回到身边,让她摸几把;可她想到,当母子相会那暂短的一面后,接过背包,心没定下,就又得给他们打点起程的行装,孩子们要看着妈妈的眼泪走出门去,她就又不愿要子女回家来了。有泪就自己背后流吧,别让孩子们看见,省得扰乱他们的心。
当然,母亲也有过欢悦幸福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讲,也许只有革命的母亲,才是人类最大幸福的享受者,至少是她们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对春玲的母亲,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她二女儿春梅的结婚;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了,儿子、女儿、女婿都来到她的身边,围着她,看着她,高一声,低一声,都在叫:“妈妈,妈妈!”啊!妈妈,妈妈!她的心里乐开了花,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笑开了花,眼睛里闪耀着激动的泪花!她——母亲啊!最强烈地感受到,人,最幸运的是她,是做革命的儿女的革命妈妈!
土地改革实行了,生活在上升,啊!革命,革命!这就是革命呵!
不幸!就在这幸福的浪头上,母亲病倒了。她的身体象忍受苦痛已经达到饱和点;又似带着重伤冲锋陷阵的战士,在那胜利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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