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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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国家的妇女地位相对于gnp水平是相当高的，但是从绝对情况看，妇女地位还是比较低的。妇女现在已经能够参与主流社会的活动，但是妇女参政水平还很低，我看中国在30年、40年甚至50年里都不可能出现女总理、女国家主席。在我看来，参政是提高妇女地位的最重要目标，因为那是决策权力呀。”
“我认为建国以后提出妇女走出家门，从表面上看做到了男女平等，但是很虚假，并没有从意识形态上发生变化。从中国家庭的现实看，女人地位还是低的。
男女在外面干一样的事，回到家妇女还要多干一重家务。西方有人羡慕中国妇女地位高，可我看到的情况是，有一个女的嫁了一个三代单传的男的，因为生了一个女孩就自杀了，为这种事自杀、受虐待的多的是。正由于以前表面上的地位提高，才有了80年代的退步：工厂裁员先裁女的，因为照顾妇女的硬性规定没有了。
这是对前几十年的否定，就像否定人民公社一样。妇女要平等，要提高地位，就要先回到市场原则，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女人要靠自身觉悟的提高，女人自我意识的增强特别重要。社会给妇女提供的机会当然也很重要。“”我觉得女性的地位可悲。虽然公关小姐一类工作可以找到，但这个社会实际上还是一个男人的社会。“
“我觉得男女不平等。女人要和男人获得同样的社会承认要付出得太多。婆婆要求我是个好媳妇；丈夫要求我是个好妻子；工作中男人认为女人天生不成。
女人要得到同样的承认，一定要比男人做得好才成；男女做得一样时，别人一定会先给男的晋级；在我比男人强时，他们忌妒我，但是他们不是我的对手。“
“我觉得劳动人民阶层的妇女地位很低，知识分子阶层妇女地位高些，但还不是很高。农村女人就是男人的泄欲工具，传宗接代的工具，有些女人自己也这么看自己，生个女孩就很自卑，生个男孩就趾高气昂。”
“女性本身也在变化，现代西方的女性和19世纪的淑女已经不一样了。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喜欢《渴望》里的刘慧芳，就证明人们对女性的要求还很传统，刘就是典型的中国淑女形象。”
一位当过大学教师的女性说：“我觉得妇女的家庭地位提高了，社会地位没提高。那次评职称，我分数最高，但系里根本就没把女老师当回事。评职称时，女老师只是陪衬，好像是他们给我们点恩惠、恩赐一样。这还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他们成群结伙，没把女人当回事，没把你当对手。”
一位争得孩子抚养权的离婚女性说：“我认为妇女地位不高。离婚条款对女人不利。过去男方每月只给40元抚养费，现在也才是60元。”
“一个离婚的男的找未婚的女的就很好找，离婚的女人要是找个未婚的男的，人们就觉得这男的亏了似的，这最能说明妇女的地位。离婚的女人再婚被叫作‘二锅头’，意思是说她不是黄花闺女了。我知道很多女的就是因为再婚不容易才不敢离婚的。”
调查中发现的一个明显不公正的事例是招生分数线的不平等。一位重点中学的女教师说：“我们学校为了多招男孩，有一次把女孩的分数线提高了三分，结果家长造反了，我们不得不把那些够分的女孩也招上来，结果那个年级学生总数就超过了其他年级。”
其次看家内夫妻间的不平等感受：女性家务负担超过男性还是多数中国家庭的基本生活图景，一位在农场工作过的女性这样讲到自己的家务负担：“自从结婚生了孩子之后，我就咬牙把所有的家务事都担了下来。我带孩子，他在外面拼命干活，就为了改变人们对我们未婚先孕的看法，为了再有出头之日。后来他当了班长，团支书，入了党，我也入了团，这下才翻过来了。可是这就成了习惯，家里的一切事都是我做。他变得懒极了。我就为他服务。”
一位女性讲到她对丈夫完全不分担家务的反感：“他早起晚回，把家扔给我。晚上就知道抽烟看电视，星期天睡大觉。我不舍得睡中午觉，我们三个人的衣服都是我洗。每天就像上了弦一样。”
有的女性抱怨男人像管小孩一样管束她们，一位女性这样说：“我和他没有亲密感。他不爱多说话，总是一副正人君子、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样子。他和我距离很远，从不开玩笑，不说下流话。我往那儿一坐，他就说：坐正了。他还不许我白天上床，吃饭也不许说话，什么书都不让我看。”
第三，不少知识女性并没感觉到外在形式上的不平等，但还是能感到有一种心理层面的、微妙的不平等：“从知识女性角度看，社会平等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大的问题。从发挥自己的才干、创造自己的生活天地上，没感到来自男性的压抑。但是在观念层次上对女性的歧视还是存在的，尤其在学术界。学术界的男性中心比其他任何一界都顽固和明显。我时常感到，对于那些从女性出发的观点，男性会嗤之以鼻，好像不屑与你争似的。女性总是不自觉地更重视人和感情，因此常常会有被攻击被伤害的感觉。社会逻辑的男性化在学术观念上是根深蒂固的。”
“我认为男女是不平等的。我生活在男性的社会圈子里，感到他们给我一种压力，是无形的压力。不是他们不尊重我。我爱人天天做饭，给我买化妆品，做得都很好。但我觉得他们骨子里都是大男子主义。一个男人这样对我说过：我不可能跟一个女的很严肃很深刻地谈什么。他们觉得女的和他们在智力上没法对话。有一阵我和几个要好的男友天天辩论，他们就说，你是例外，你举出几个身边认识的女的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我的确举不出几个能使他们佩服的女性。另外，他们给我一种压力，好像他们能在社会上做事，我在这方面没有他们那么多的能力和精力。”
“我在社会上、经济上、自己的专业上都能自立，但还是存在着感情的饥渴。他（情人）对我算是很专的了，可我还是有不安全感，心悬在那里。我最软弱的地方就在这儿。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去投合他，转回头一想又不舒服。对心理上的依赖感、安全感要求很强。”
“我在体魄强大的男人面前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好像缩小了似的，心理不平衡。我喜欢本质上非常‘男人’行为上却很温柔的男人，要是特别张狂就可笑了。这种感觉跟力量有关。”
一位曾在月经来潮以后陷入过自卑感的女性说：“我就那样很沮丧地生活了两年，觉得当女孩特别不好，当男孩多好埃我还想，一辈子一共要来多少次月经啊，还不如一下都来了，然后就没事了。我觉得自卑，觉得和男孩生理差别那么大，加上我痛经很厉害，觉得比起男人有那么多的麻烦事，不得不把雄心壮志扔一边去。我一直觉得男人在生理上是优越的。”
“我从高中起就觉得男孩和女孩不可同日而语，觉得他们水平高，想和他们聊。我也不怕人说，说实在的还挺得意的——喜欢你的男孩多嘛。”
一位中学女教师这样分析男女两性的能力：“女孩逻辑思维不如男孩；数理化不如男孩；对感情的要求多，而且比较早。但是好学校的女孩谈恋爱现象并不明显。虽然学习分数比男孩高，但是灵活运用方面不如男孩。有一次，学校给我布置任务，让我出的考题能多招些男生，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如果我照课本出题，就会有较多的女生考上来；如果我出需要灵活发挥的题，考上来的就会有比较多的男孩。这个我是有把握的。”
一位女画家说：“我同意那句话，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同样的事，男人能做，女人做起来就难。比如说出画册、办画展，一个男同志就能一次两次地请客，把有关的人都请到，把事情办妥；要是我来请客，肯定会谣言四起，弄得你没法做人。”
“我觉得社会上有些说法对女人特别不公平，比如有句话说‘最毒不过妇人心’，可是在这个男人的世界，女人要是不狠一点就斗不过男人。比如说《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那些妻妾，《红楼梦》里那些女人，不坏就活不下来。你要当林黛玉、晴雯就活不下去，只有像探春、熙凤这样的狠心人才能活得好，只有像宝钗那样圆滑才能让老太太喜欢。社会上对女人不理解的太多，责难也太多了。”
“女性常常被感情所困。女性对男性的依赖究竟是源自本性的东西，还是社会加给她的？是应该改变的，还是应该保留的？女性在社会在经济上都可以很独立，但在心理上却希望依靠男性，崇拜他。在男女关系中，双方都从心底不接受平等的朋友关系，女性比男性更不愿接受。女性好像在心理上有这个需求。就因为这个，女性感情脆弱，很容易受伤害。有的人可以显得很潇洒，男女保有各自的生活空间。但是女性用情专一，一旦用情就收不住，变成滥情，能收放自如的就不是情了。我对女性的这个特点感到困惑：这到底是女性的弱点，是精神完善的大敌；还是个优点，应当保持？”
一位在文化圈里很活跃的女性说：“这个城市里单身女人的圈子很多，我去参加过一些聚会活动。她们素质高，知识修养和情感的丰富程度也都很高。但是她们很多都有心理创伤，聚在一起话题不离男人。她们总是每人讲点自己的经历，然后就开始痛骂男人，骂得痛快淋漓。可越骂越说明你离不开男人。我觉得人没有安全感就容易偏激。我的感觉和她们不一样。我对这种聚会的第一个感觉是，女性真的离不开男性；第二个感觉是，她们的交谈有正反馈作用，增加对男性的怨恨心理，激发恶意，使得心理变得不健康。”
还有一些女性在两性差别问题上持有典型的本质主义的看法：“男人和女人是那么不一样，男人是自我中心的、强悍的、进取的；女人是利他的、柔弱的、守势的。就像《太阳浴血记》里面所描写的那一男一女。”
“我在和男人相处时会不自觉地改变自己，如果他很温柔，我就温柔；如果对方狂暴，我也会变得狂暴。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有力度的，女人就是柔情似水。既然人分成两性，就该各司其职。”
“即使是女强人也应当有女性的温柔，要打扮自己，像个女人的样子。”
态度与策略女性在对男性的态度和策略上有很大差异，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类：第一种是主张争取男女平等，学会与男人平等相处：“我觉得妇女的社会化过程和目标都有性别歧视。人的素质太低，没学会平等相处。男强女弱这类话语都是等级制的产物，我特别不喜欢‘夫管严’、‘妻管严’、‘女强人’、‘女性雄化’这类语言，我觉得这不是科学的概念。新型的两性关系应当学会平等相处。”
“我觉得城乡妇女的地位不一样，但是不管在城在乡，地位是由自己决定的。
无论在家里，在单位，要把握自己的地位，全靠自己。女人不应该依赖别人。与其依赖别人不如依赖自己。“”婚姻靠怜悯保持不住，非得自己有力量，能同对方匹敌，才能保住婚姻。“
第二种是承认男刚女柔、男强女弱，在男性面前取退让的姿态：一位资质非常出色的女性有自己的一套处理男女地位关系的原则：“我不和男人争。很多文化层次很高的男人喜欢我。我只看不写。一方面是因为我很懒散，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功利，不和他们争。”这位女性的大致还是出于直觉的男女地位关系对策，在我看来是颇具启发性，也颇具文化意味的。如果对她的直觉做一点理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她态度中的几重含义：第一，女人实际上具有和男人相等的智力和能力去做成任何事情，她至少是善解人意的，她对事物能够有和男人一样的理解力；第二，不愿对男人造成威胁，包括智力上的威胁和机会上的威胁。
虽然男人希望女人懂得他们懂得的事情，但如果女人显得比他们强，他们就会感到不舒服，尤其不应和他们争夺有限的机会，否则他们会更不舒服；因此，一个成功的女人（注意：不是成功的人，而是成功的女人）是明明有能力有机会超过男人而故意不去超过他们的女人。调查到的这位女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许多男人感受到她的魅力，追求她，赞赏她，她是一个在做女人方面极为成功的人。然而，她的原则是对女权主义的一个挑战：一个女人应当去做一个成功的女人，还是应当去做一个成功的人？也许我们应当改变的是环境，是社会——把一个做成功女人和做成功的人是相互矛盾的目标的社会，改变为这两个目标不再矛盾的社会。这大概正是许多女权主义者追求的目标。
但是，这样一个社会是可能的吗？
许多男人受不了妻子的社会地位超过自己，一位在业务上强过丈夫的知识女性如此总结道：“我比他强就闹矛盾；我一比他弱，需要他帮助时，关系就好了。”
一位离婚女性说：“我的恋爱总不能成功，就是因为我不会跟男人撒娇。男人不敢娶我，我这个人太强了。有个同事跟我说：我也许不该说这话，你要想再结婚，就应当主动点，放松点，别让人觉得你像个圣母似的，那样男的会怕你。你让人觉得高不可攀，让人不敢对你动手动脚，情不自禁地惧怕你，尊敬你。”
“我这人能力强，他在我这儿老觉得受压抑。我觉得我得处处表现为我不如他。他家社会地位不如我家，我处理一些问题，他们家的人老觉得我瞧不起他们。
我也确实是瞧不起他们，但是没有流露出来。“”我比我爱人强，他拘谨，我放得开。“
一位知识女性说：“女人要想成为强人要付出比男人多好几倍的努力。虽然我还算不上什么女强人，但找男朋友时也能感到一种压力：我老是得装傻，装嗲，装嫩，装得好像自己不是那么强。我实在不想装，可是不装不行。有朋友教过我，找男朋友时要显得羞涩一点，不要向男人炫耀自己，不要显出自己强来，别跟男人谈学问。朋友对我说，你不用刻意表现就已经够强的了，有些男人的确听了害怕。我发现这劝告还真有用，有时装傻还真管用。可就是这样，对方还是老觉得我太强。我觉得这样很可悲，人还是本色一些更可爱。”
“有的男的找对象不找条件特好的，觉得累。有的女的一考上研究生，男的就提出和女的吹。他们要找弱一些的女的，不找高学历的，不找家庭地位高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伺候大小姐。有的男的不找大姑娘，专找离过婚的，觉得这样对方可能不太盛气凌人，可以仰视他们。”
有的女人以为建立一个女高男低的婚姻关系就能得到幸福和平等的感觉，其实未必如此。一位离婚女性讲了促使她建立一个女高男低的家庭的原因及后果：“我的婚姻选择受家庭影响很大。我爸对我妈不好，老打我妈，我从小看他们俩打架，发誓一定要找个脾气好的，不会欺负我的，对我不会高声说话的。我妈老说：跟个好男人，不打你不骂你就行了。结果我找的丈夫是个本科生，我是研究生，在他面前有优势。没想到他的男性尊严被压制了，他和我也没快乐可言。”
第三种是像；日式妇女那样，重新回到依赖男人的状态去：近年来出现的太太群体是妇女地位问题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一位应男友要求辞去工作的家庭主妇说：“我老公说，我不让你出去工作就是怕人勾搭你。我听了这话很感动，没想到他对我这么好。”
一位准备在家做太太的女性并没有把她的选择同妇女地位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她说：“作为一个女人，没有特别觉得受到歧视。看你碰上什么人了。一个女人能碰上一个好点的老公，一个能挣钱的老公，自己能在家当太太，那有什么不好？等他再多挣些钱，我就想辞职了。挣够我们后半生的钱，我就可以辞职了。
我不担心自己的地位问题。“
一位事业上很强的女性表达了她在依赖男人还是自立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她说：“我并不喜欢女的特别硬，反而觉得温柔、柔弱的女孩挺好的。我认识一些这样的女孩，自己什么都不去做，一切由男人来安排。我有时觉得她们那种生活特别幸福，特别羡慕她们，可是我又受不了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人们在性别问题上的观点千差万别，择其要，可以概括为四种立场：第一种是男尊女卑；第二种是男女平等；第三种是女尊男卑；第四种立场根本否定男女二元对立这样一种区分方法。
先看男尊女卑的观点。这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和男权文化的看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种看法都是在传统时代最为盛行的观点，中国有“夫为妻纲”，西方妇女为了得到选举权也做过艰苦的斗争。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这种观点被视为天经地义，很少有人对它提出挑战和质疑。人们认为这似乎是一种天然的秩序，有意无意地把男女生理结构上的差异当作这一立场的基矗首先向性别的传统秩序挑战的是男女平等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都属于强调男女平等的一类。“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毛泽东）：“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建构出来的”（波伏瓦）；这些思想脍炙人口。这种观点否定男尊女卑是以两性生理条件为基础的自然秩序，强调这种观点是社会强加给人们的偏见。男人能做到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到，只要给她们平等竞争的机会。
它极力否定两性之间的差异。
进一步的挑战来自激进女权主义，它比男女平等走得更远，时间也更晚近些。
它既否定男尊女卑的传统秩序，又反对男女平等的目标。它不是否定两性之间的差异，而是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同时强调女性优越于男性。这种观点认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r体上，女性都比男性优越，前者的例子有爱和平不爱战争；后者的例子有性能力更强，适应恶劣生存条件的能力更强，平均寿命更长等等。有人提出，如果世界上多一些女国家元首，战争可能会少些。
在性别问题上近些年才出现的新潮观点是后现代主义的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西方文化中自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思潮勃兴以来，一直有一个两分（dichotomy）的思想脉络，其中很主要的一项两分的内容就是感情与理性，一般认为，前者是女性的特征，后者是男性的特征。后现代女权主义对这种划分持异议。它否定把两性及其特征截然两分的作法，不赞成把女性特征绝对地归纳为r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把男性特征归纳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辨的。这种观点强调男女这两种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认为每个男性个体和每个女性个体都是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它反对西方哲学中将一切作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因此它要做的不是把这个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从男尊女卑颠倒成女尊男卑，而是彻底把这个结构推翻，建造一个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间色的色谱体系。这种观点虽然听上去离现实最远也最难懂，但它无疑具有极大的魅力，它使我们跳出以往的一切论争，并且为我们理解两性问题开启了一个新天地。
将中国妇女的状况同西方妇女加以比较，仅受礼教束缚的中国妇女的地位略微强于受宗教教义束缚的西方妇女的地位；中国妇女地位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也略高一些。有些西方学者持类似看法，认为中国妇女与日本、印度妇女相比，有更多的自由，地位也更高一些。他们曾分析其中原因为：在中国人心目中，与传宗接代相比，性生活微不足道；中国人虽然喜欢性，却又不认为它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女人常常可以与丈夫平起平坐，并参与他们的事业。英国甚至有观察家认为，中国人对生活的基本态度远不是印度式的，而是现代西方式的，有些连西方人都不愿接受的观念，都能被中国人迅速、彻底地加以采纳。曾到中国讲学的罗素就有这样的印象。（埃利斯，第12一13页）特别是我国从五十年代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活动以来，“男女不分”成为时尚，它既是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的挑战，也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挑战。这一时尚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它不仅表现为女人要同男人干一样的事情，而且达到有意无意地掩盖男女两性生理心理差异的程度。那个时代造就了一批自以为有“男性气质”或被男人看作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在那时，女人不仅要掩饰自己的女性特征，而且对于想表现出女性特征的意识感到羞惭，觉得那是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八十年代以来，女性的性别意识在沉寂几十年之后重新浮现出来。最明显的表现是，女性开始重新注重衣着化妆，表现“女性特征”的意识一旦苏醒，立即变得十分炽烈。
在否定“文革”中女人的“男性化”的过程中，又有人矫枉过正，表述了一种近似本质主义的思想：由于女性是人类生命的直接创造者和养育者，因而对生命有着本能的热爱，这种热爱生命的天性，使女性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心态。现代工业社会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常常使人忘记了“人是生物”这一点，而生物离开生物性活动，就不可能获得幸福。如果男性文化将使生命变成机械并使其遭到毁灭，女性就必须履行自己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和养育者的职能，发挥母性和女性独特的社会作用。
这类思想的本质主义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它假定由于女性能生育，就“本能地”热爱生命；可是男人也为生命贡献了j子，也是生命的“直接”创造者，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对生命本能的热爱”呢？其次，它假定男性文化“将生命变成机械”，女性文化强调人的“生物性”，这是缺乏证据的。此类说法同西方有人将男性同“文化”联系在一起、将女性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如出一辙，而这种划分是本质主义的。
这种本质主义的性别观念深入到社会意识中，有时甚至以科学知识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前所述，人们在分析男女两性资质上的差异时都相信：女性逻辑思维不如男性；女性重感情，男性重理性等等。女性是否比男性更重感情？人们以为这是一个先验的事实，其实它却存在着极大的疑点。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没有实验的证据可以证明，女性比男性更重感情；毋宁说，人类中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感情；但是前者不一定是女人，后者亦不一定是男人。换言之，有些男人是重感情的，也有些女人是不重感情的。把重感情当作女性整体的特征是错误的；而把它当成是天生如此更是本质主义的。
中国的传统性别观念与西方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于，西方人往往把男女两性的关系视为斗争的关系，而中国人则长期以来把男女关系视为协调互补的关系。
y阳调和、y阳互补这些观念一直非常深入人心。但是，这并不能使中国人摆脱本质主义的立场，即把某些特征归为“男性气质”；把另一些特征归为“女性气质”；而且认为这些气质的形成都是天生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立场对于上述文化理念来说是颇具颠覆性的，因为它根本否认所谓男性与女性的截然两分。对于深信y阳两分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立场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比西方人更难接受。这倒颇像法国和英国革命史上的区别：法国压迫愈烈，反抗愈烈，双方势不两立，结果是流血革命，建立共和；英国温和舒缓，双方不断妥协退让，结果是和平的“光荣革命”，保留帝制。在两性平等的进程中，西方女权主义激昂亢奋，声色俱厉，轰轰烈烈，富含对立仇视情绪；而中国妇女运动却温和舒缓，心平气和，柔中有刚，一派和谐互补气氛。但是在我看来，也正因为如此，若要中国人放弃本质主义的观念，恐怕比西方更加艰难，需要更长的时间。
一点理论分析结论
一点理论分析在我看来，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福柯三人是性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性文明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本能（力比多）与文明是对立的。因此在他那里，性的发展史是一个从自由到压抑的过程。弗洛伊德说：“人体从头到脚皆已顺着美的方向发展，唯独性器本身例外，它仍保持其属兽性的形象；所以不论在今日、在往昔，爱欲的本质一向总是兽性的。要想改变情欲的本能委实是太艰难了；……文明在这方面的成就总不能不以相当程度地牺牲快乐来换龋”（弗洛伊德，第143页）在他看来，压抑是为获取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令每个人的本能（原欲、力比多）自由地迸发，社会将不成其为社会，文明也就会丧失。因此，文明只能是压抑性的文明。
马尔库塞则认为，人类可以拥有非压抑性的文明，他将弗洛伊德版的性史改写为从自由到压抑性文明（匮乏期）再到非压抑性文明（富足期）这样一个过程。
他说：“在最适当的条件下，成熟文明中优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将使人的需要得到无痛苦的满足，而统治再也不能按步就班地阻止这样的满足了。……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对抗关系也将朝着有利于快乐原则的方向发生变化。爱欲，即爱本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马尔库塞，第111页）他力图说明的是，尽管在匮乏的时期和匮乏的社会，人们必须为文明付出受压抑的代价；但是在一个富足的时期和富足的社会，人的本能与文明的冲突将可以被克服，爱欲将可以自由奔放。
福柯的思路与前两位均不同，他不认为在人类的性史上存在着这样界限分明的时期：古代的性自由奔放期，后来的性压抑期，和现代的性解放期。他不认为曾有过一种自上而下的、由某一机构或阶层来施行的压抑；而认为社会对性的禁制始终是自下而上的、弥漫的，甚至大量地表现为自我禁制；它存在于工厂、学校、监狱、军队、医院等社会组织之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惩戒凝视”，其目的是制造“驯服的身体”。
福柯在其名著《性史》中反复阐明他关于性压抑假说的看法，旨在推翻人们普遍信以为真的一个神话，即性受到了自上而下的禁制，遭到了禁忌、绝迹与缄默的三重压抑。他提出三个严峻的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从17世纪开始的性压抑真的是既定的历史事实吗？第二个疑问是，权力的机制，特别是在西方社会中运作的那些机制，真是压抑性的吗？第三个疑问是，批判压抑的话语是权力机制的对立面还是这个权力机制的一部分？他的主要论点是，从17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中，性不但没有保持缄默，而且早已被人“说烂了”。
“一切关涉到性的东西都必须由那永不停歇的言语之磨碾磨一遍。”
“三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视和盘端出一切涉及自己的性的意念、言语、行为力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
“就性来说，最为喋喋不休、最急不可耐的可能就数我们自己的社会了。”福柯认为，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其实并非自弗洛伊德始，它的产生和弥漫过程开始的要早得多。在20世纪，人们庆贺摆脱了长期的严厉的性压抑和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余风。
然而那些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的人“只不过是在一种早已开始的过程面前措手不及，尽管他们毫无知觉，却早已被四面包围；他们完全归功于弗洛伊德的东西已经走过一段很长的准备时期；他们把我们社会中一种普遍的性状态展布建立的年代搞错了。”（福柯，第11一33、153页）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福柯揭示了性科学与性a艺术的对立，他说：“我们的社会与arserotica（性a艺术）的传统决裂之后，便为自己装备了一种scientiasexualis（性科学）。……毫无疑问，性科学与性a艺术是对立的。”他认为，现代西方的人们已经不再能够像古代希腊的人那样从性快感的本身中体验快乐，而只能在忏悔中体验快感了，他称之为“西方人聪明地培育了好几个世纪的‘由分析得到的快感’”：“性活动问题的焦点已不再是快感以及享用快感的美学，而是欲望和净化欲望的解释学。”福柯认为，在这个性的时代，人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已经变成了对性的探讨，性能够解释一切：“我们社会的众多特征之一，便是热衷于谈性……对被性的强烈好奇心所驱使，拼命要问出它的究竟，怀着热切的渴望要听它谈、听人谈它，迅速发明各种魔戒想使它放弃谨慎。好像对我们来说，有必要从我们身上这么一小块地方不仅获得快感，而且获得知识，并把握快感与知识之间微妙的转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有一种倾向，要把对我们是什么的探讨变为对性的探讨。……性，可用来解释一切。”（福柯，第67一77、425页）作为对比，福柯把性a艺术归于西方以外的社会；把性科学归于西方社会。福柯认为，有两种产生性的真理的过程，“一方面，每个社会——数不胜数的社会，中国社会。日本社会、印度社会、罗马社会、阿拉伯一穆斯林社会——无不有自己的性a艺术。”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至少从表面上看，根本没有什么性a艺术可言。相反，它却毫无疑问是唯一进行性科学实践的文明，或者可以说，它是唯一在过去几个世纪之中发展出讲述性的真相的种种程序的文明。”（福柯，第56一57）在我做关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的研究的过程中，一个基本的估计始终困惑着我：一方面，我感到中国的情况像福柯所说的古希腊罗马社会，在那个社会中，性a艺术最关心的不是对性行为作正确与错误的划分，而是视性活动为一个整体，更关注于快感的享用和节制；另一方面，我又感到，中国的现状像弗洛伊德心目中的维多利亚时代，禁欲主义是每一个人为文明所付出的代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中国的性状况同现代西方的性状况是很不同的。换言之，我所观察的这个社会同福柯所观察的那个社会差异非常之大。
这种差异仅从表面上看就十分明显：在西方人人都在谈性，而中国的人们还有点“谈性色变”；在西方，性科学（包括各种调查研究、心理分析治疗）铺天盖地，而在中国，性还基本上囿于私人的卧室之中；西方的女人会因为达不到快感去看医生，中国的女人却对同样的问题处之泰然；在西方，同性恋经历了从被视为刑事罪犯（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要判死刑）到“走出柜橱”的解放运动；在中国，同性恋从未被定为非法但是默默地忍受着“正常人”的歧视和嘲笑；在西方，性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哲学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在中国，它却仍旧躲在y暗的角落，被人们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
经过反复思索比较，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性的地位在中国既不同于古希腊罗马（但有像处），也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也有像处），更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最不像），而是一个在独特文化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形成的东西。作为分析对象，它是一个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福柯都未曾面对过的对象。至少在地域上，那三位面对的都是西方社会，而我面对的是处于东方文化地域当中的中国社会。
高度概括他说，这两个对象最大的区别在于：在西方，与性有关的论争常常围绕着正确与错误，正常与反常，善行与罪恶而展开；在中国，与性的地位有关的却是重大与渺小，崇高与羞耻，上流与下流的问题。在西方社会中，性处于对抗之中——压制与反抗，正常与病态，罪与非罪的对抗；在中国社会中，性被忽视，性在重要与不重要，崇高与低下，浩然正气与鬼魅邪气之间属于后者。早有不少学者论述过西方是罪感社会，中国是耻感社会的观点，很有道理。在性的问题上，西方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会告诫人们，什么样的性行为方式是罪恶的，不要去做；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或意识形态会宣称，性是可耻的，要把它节制到最低限度；要背着人悄悄去做，不要把它挂在嘴上；这种兽性欲望虽然人人都有，但是比较高尚的人比较能够克制它，最高尚的人最能克制它。
西方与中国在性问题上的差异至少为双方分别造成了两类后果：在西方，反面的后果是，人们受到判定行为的正确与错误的规范的“凝视”，要担心的事情很多——担心没有性高c，担心没有正确的体形，担心性倾向不对头等等，动不动要去求助于心理医生；正面的效果则是，一方面有压制，一方面有反抗，真理越辩越明，于是女人争得“女上位”的权利；同性恋争得结婚的权利；虐恋的爱好者争得在密室中得到特殊服务的权利；性学家公开宣布同雇用他们做研究的政府的初衷大相径庭的调查结果——色情材料不但不会导致性犯罪率上升，还会降低性犯罪率。
在中国，正面的后果是，由于性受到忽视，人们的“自我”反而趁机处于自由、散漫的状态之中，口交g交随心所欲，不但没有旁人来管，自己内心对这类行为也无焦虑感；没有高c就没有高c，也不用去看医生；反面的后果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性被视为低级下流之事，不少人屈从于残存的兽性，遂自甘堕落，做出不少苟且的勾当，做时不免心怀愧怍，倍感羞耻，痛恨自己的“本我”；另一方面有少数高洁之士克服了可鄙的y欲，达到了崇高境界，让心中充满浩然正气，所念全是国计民生之事，但却被人视为“假道学”、“伪君子”，也平添了不少烦恼。
我把西方与中国在性问题上的差异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对错界定与无对错界定的差异。在西方，某种方式的性行为会被定义为正确或错误，例如，异性恋正确，同性恋错误（违反自然的犯罪）；yd交正确，口y错误；能导致生育的正确，不能导致生育的错误（如手y）；等等。中国人关注的不是正确与错误的界定，而把关注的重心放在节制性欲上，讲究中庸之道，讲究慎独，讲究过犹不及，讲究存天理灭人欲。西方历史上有人曾因同性恋活动被判死刑，中国人在清末却以“狎玩相公”为寻常享受。在西方，不少的人对某类性行为或对性欲、性快感本身怀有罪恶感；而在中国则应当对荒y无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