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在行动

慢吞吞地走进村西大柳树后边的一处两间草屋的院落。
第二天一早，草屋里就走出一个三十来岁的小媳妇。她的身段、长相及走路的姿式等等，都与这个山村和身后的草屋很不协调。她在村子里左拐右拐，还不时地东张西望，最终走进了村北的乡大院的书记室里。
姚书记在一份文件上写完最后一个句号之后，发现了离他办公桌只有五尺之遥站着一个小媳妇。他一愣，眼睛随之一亮，发出了和书记身份很不相称的光芒，期间还敏捷地揉了揉眼角。他不大相信，在这样偏僻的山沟里还有这样的小媳妇。之后，从她嘴里姚书记知道她丈夫叫胡魁，三年前因说不清的原因（其实是很容易说得清楚的），在“大学校”（很多人都把监狱叫“大学校”）里待了三年，才回来，想用在那里学得的一技之长为家乡父老做点贡献，以补赎过去的不足（应说罪恶）。姚书记似乎没有去听她说啥，只盯住她的脸蛋和大腿以上的部位，似乎那里有不可告人的东西。有一会儿小媳妇的脸上也起了绯红，好在她也许见过世面（不然姚书记在该乡工作多年咋第一次发现），就很快适应，并模特样地在屋子里摆来摆去地走着。导致姚书记有一会儿就不由得发傻，两只眼睛也显得力不从心。当姚书记在送小媳妇出门时，两个人的眼睛都有些火烧火燎的，使人想起有些领导在接触有些群众时，是很容易随和又很容易缩短差距和很容易融洽的，姚书记属此种领导当之无愧。
小媳妇第二次走进书记室，虽来的时间晚了点，留的时间也长了点，但心情很晴朗。出门时姚书记虽然连大门都没有出，她还是一边用手梳理着进门时本已十分规整的头发，一边甜甜地向书记室回眸，出大门后还十分轻松地哼唱着一首同样十分轻松的歌曲。
下一次到书记室的就是那位刚刚从“大学校”里出来的叫胡魁的汉子了。他同姚书记谈的首项也是实质性的工作就是如何开办杏树乡的酒厂问题。
半年后乡酒厂便正式开业了。
年底就还清了全部贷款还赢利一万元，第二年纯赢利二十三万元！这在杏树乡是不曾有过的奇迹。该厂生产的“杏花醇”已远销省外和东南亚，至于县里省里领导来检查工作时不断地品尝他们的“杏花醇”，有时也造成酣睡和呕吐的事就不细说了。
值得一提的是厂部会计，姚书记爱人于晓梅原本在乡财政所任副所长，从酒厂成立那天就同时兼任了酒厂的会计工作。确切地说是酒厂会计同时兼任乡财政所副所长。不久胡魁厂长那个长得有些那个的小媳妇也到酒厂当了出纳员。应该承认，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她）们还是很不错的，不然也不会有恁多的赢利……
再往下，高禹那有点发紫的嘴唇嗫嚅了几下，就不说了。宁长揉了揉鼻子，右眼球也跟着慢慢地转动几下，就建议高禹出去走一走，屋里的空气太沉闷了。
乡政府后院就是连绵的山峦，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两边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杂草和樟树，禾草和野花的芳香不断地向四周散发着，山间就显得幽静而诱人。
徐胖子望着两个人渐渐消失的背影，用力地咽口唾沫，就专心地整理着记录稿子。
他们沿小路轻轻地走着，好长时间都不说一句话。宁长总有一种似梦似幻的感觉，本该几年前就成定局的事实，今天却在这里游走，真是……上了山坡，接着是一段很长距离的山坳，路就越走越轻松，话也越说越投机。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的光景，他们谁也没有谈工作，好像这样就很好了。也无非是过去的这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最后两个人手还莫名地握在了一起。接着我们在电视里常见的接吻、拥抱什么什么等程序他们基本上都—一遵循了，但时间很短。接着高禹要为姚书记保密的承诺就大打折扣，还说姚书记找她做了工作，并把“联络”的效果作为她可否继续留用的标准。宁长很激动，又一次紧紧地抓住高禹的手。高禹也以同样的方式握住老同学的手。两个人都有“相见恨晚”“再创辉煌”之势。
最后的谈话（含后来的补充调查），基本上是这样的。
酒厂确实办得不错，但那是两年前的事，两年后就败出了走下坡路的种种迹象。现已停产半年多时间，只是厂领导和厂机关工作人员还断断继续续上班，工资照开。源源不断的只是讨债队伍，有的在胡魁家蹲点要债，弄得胡魁也常常躲到外边不敢回家，到法院起诉的连绵不断。问题的关键是胡魁和姚书记媳妇于晓梅他们的账太乱，想当初，只要他们几个人一嘀咕，或者任何一个人心血来潮，都可以随便取钱，随便支钱，随便花钱，姚书记到酒厂取钱比拿家里的钱都方便，常常连借条都不写。而胡魁和于晓梅外出多长时间，干什么姚书记也不闻不问，仿佛没看见，也没听见。小媳妇也常常去姚书记家里或办公室，双方都不闻不问，和睦得比一家还亲，弄得胡魁那三岁的女儿常常管姚书记叫爸爸。
平时厂里进料，如苞米进货时本来是十八个水，往厂部一入账就是二十六或二十八个水。如果胡魁、于晓梅他们的亲戚来送玉米，明明是二十六个水，账上就记十五个水或十八个水，送料的往往又大多是他们的亲戚，有的干脆把送料当买卖做。过秤的、记账的和仓库的保管员等等，不是胡魁的小姨子，就是姚书记的小舅子的三姨夫或三姨夫四妹妹的外甥女等等。这样里返外折乱花乱支时间长了，工人也看出了门道，断定这厂子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就悄悄往家里偷东西，如玉米、大麦、白酒、木板、铁钉甚至酒糟也不嫌弃，多则成袋成箱，少则往衣兜里装或胳肢窝里夹，真可谓百式百样，推陈出新。时间往往在下半夜以后，相互间常常都能看到对方，谁也不吱声，有时拿不动或拿不了了还要互相帮忙，互相分享。即使厂保卫的看见了，他们也不怕，说啥：“我们出那么多力，拿这点玩艺算啥，他们白爪子连动都不动一下就成千成万的往家里搂，你们敢管么？我们这是劳动所得，和他们比才九牛一毛呢。”最后厂保卫的也睁眼闭眼，方便了也往家里拿。于是就传出了顺口溜：大官贪，小官搂，工人个个是小偷。
“这样的厂子，你说能好么？”高禹说着眼圈竟有些红了。
第二天姚书记见了宁长，又单独听了高禹的汇报，感到很满意，临出门还耐人寻味地拍了拍她的肩膀。高禹的脸就鲜红了一下，赶紧走开了。
宁长提出再要联络员时，姚书记就给派了一个叫大个子的党委宣传委员。说是大个子，至多不过1。5o米，作为一个男同志，个子肯定是矮了点儿。眼睛却非常有神，总滴溜溜不停地转，像被人不停摆弄的两个玻璃琉琉。宁长一见就知来者不善，可见姚书记用心良苦。结果他们转了两天，走访谈话了六七个同志，一无所获，不是说乡里和姚书记的情况都很好，就是来的时间短不了解情况，要么就说全国哪都这样，马马虎虎，大同小异，没啥好说的。
晚上宁长和徐胖子就在屋里绞尽脑汁研究对策。徐胖子坐累了，就伸个懒腰脱下了鞋袜伸开腿顺着床躺下去。屋子里的苍蝇就很快给吸引过来，雪白的小腿和脚丫子也很快变成了黑色。腿一动嗡地一声炸响，空中就像飞舞着无数只小燕子，腿也由黑变成了雪白；一会又变成了黑色；有几只蚊子也赶过来凑热闹，其中一只因为场所拥挤问题竟和身边的一只苍蝇打了起来，一时间那里的局势就显得很混乱。徐胖子觉得好玩，两只腿就不时地动一下，苍蝇（含蚊子）就一会儿轰地炸起，又一会儿嗡嗡嗡地下落，不细看光听声音，有点像电影里的战斗片子。
宁长火了：“瞅你这窝囊样，哪个瞎眼姑娘能给你！”徐胖子就蔫蔫地坐起来，这是他的痛处，只是不敢说，“哪个好姑娘肯嫁你这一只眼的？”两个人经过仔细分析研究，觉得大个子尽管难缠，也不是铁板一块，尤其一提写报道和喝酒就眉飞色舞。宁长那充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眨着，突然一亮，就关了灯，仔仔细细、反反复复，这么那么，那么这么地对徐胖子小声叮嘱好几遍。徐胖子就不停地揉着p股，显得兴奋和激动，临出门还自言自语地说：“这简直是瘦老头的旧戏重演；这戏最好一天演一次。”也暗自好笑，酒真是个好东西，不管官大官小，一提酒距离马上缩短了，共同的语言也有了，事也相应好办了，看来自己对酒的爱好实在是爱对了。
果然，一提喝酒，大个子马上从隔壁的招待所跟过来。又见只有徐胖子一人，两个人就很快喝起来。几杯酒下肚，话题就转入宣传报道上来了。大个子的两只眼睛也很快由溜溜转转为慢慢摆动。应该承认，他是靠写报道发迹的，但真正像样的报道至今尚未面世，用他的话说叫“好事多磨”吧。是哪一年了？他靠赶浪潮写了一篇乡领导为改善土壤结构用业余时间积攒绿化肥的报告，又赶上省报记者下来采访，他又把自己多年积存一直没舍得喝的两瓶五粮y奉献给记者，才在省报第三版下半部发一篇三千来字的文章，署名排在记者后边。这让他激动了好长时间，一是见了报，认识他的人就知道他在省报发了文章，有两下子，尤其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益……他怔了一下，就不说了。
徐胖子也不追问，先端起酒杯和大个子把杯中酒干了，再满上。边夹菜边问他在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上都发过什么东西、大个子那黄窄窄的脸腮就红了一下，吱晤半天说了一句含糊话：“好像是《人民日报》吧……”徐胖子再追问：哪年、哪月、哪日，在几版，什么位置，多少文字……大个子除了脸红，就说实在记不清了。
事实是那次他托了四五个人才在全国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上发一个不足百字的简讯。简讯的左下边就是某领导逝世的讣告，而右上方又是一幅某戒毒所介绍如何改造吸毒者戒毒的图片。不知情者乍一看那简讯，既像在解释某领导逝世，又像在说明图片上戒毒的好处。而他南方的一个亲戚恰恰由于吸毒成瘾又拒绝戒毒，不久前暴死街头，亲属给他打电报谎称请他去洽谈一宗买卖，他才带钱参加完葬礼，刚回来不到一个星期，周围的人就把那简讯当笑料笑他，说他别看级别不高，刚参加完葬礼党报就给予充分肯定，还上了幅标准照片，弄得他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徐胖子偏偏对此简讯情有独钟，再三追问，到底发在什么报纸上，都有什么反响，稿样留没留存……大个子只好一直红胀着脸，把脑袋摇得货郎鼓似的，又怕走廊过来熟人让人听见再出笑话，就起誓发愿说实在记不得了，并认罚多干一杯，才算了结。
自此两个人的酒就喝得愈加顺畅，徐胖子也认真地讲起自己的写作体会：写报道这东西，不光要真，关键是新，还要有高度和深度……所谓新，就是要赶时髦，跟形势，首先要让单位领导满意，“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接着他讲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个教训。他说自己刚到反贪局时由于年轻气盛，总想写点有分量的稿子，引起轰动，造成影响，找对象也好做个筹码或有利条件。上边发不了就在当地一个民间社团办的文艺刊物上写了一首不入流的打油诗，也托了三四个人才变成铅字的。其实也算不上铅字，只是刻钢板后又油印出来的东西，其中有两句类似“大官贪，小官拿，年轻干部顺杆爬”之类的顺口溜（还是别人给改定），全局上下立即口诛笔伐。局长干脆指着他的鼻子叫板：“你说大官贪，小官拿，我们局哪个大官贪了，哪个小官拿了？拿什么，拿谁的了？你年轻轻地想不到吃里扒外，信口开河，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你要负政治责任！就全国来讲，各部门几乎让你们这帮瞎写乱编的人给骂遍了，只剩反贪系统这一片净土，你还瞅着难受……”下边的各科长含老中青各色同志，一看局长这个态度，呼一下爱国爱局之心油然升起，真是人人上阵，同仇敌汽。其中有一个差二十五天就满五十周岁的老同志为了表示对本局和局长的诚心，硬说自己也是年轻干部。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轻人年龄段的上限已不再是四十周岁（不知是准规定的）而应是五十了；既然如此，差一天也是年轻干部呀。那么“年轻干部顺杆爬”不也涵盖到他么？于是也跟上来闹。还几次往那民间社团打电话，强烈要求给予正名、平反，否则官司非打到邓小平家里云云。弄得徐胖子那些天天天提心吊胆地等着邓小平来信或来电话。现在的事，一涉及到个人利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呀。最后他现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出来说话，风波才告一段落。后来他就托人连续几次在该社发表诗歌赞扬本局新老领导（含已进入五十周岁的年轻干部）如何清正廉洁，一尘不染云云一人们这才把气歪的脖子又正了过来，其中一次徐胖子见局座吃过公家买的香蕉同时将香蕉皮四处乱扔后，硬说是为了保护环境卫生，将别人扔在马路上的果皮主动拣起来放进垃圾筒内云云。还不在哪弄了一张一个中年人撅p股拣果皮的图片配上去，硬说是本局座的，并托人在报上发表，图片右侧的说明文字也极具鼓动性。局座再见到他就两眼光是眯眯地笑，然后拍拍他的肩膀，“好好干，小伙子，将来不光这局是你们的，世界也是你们的，二十一世纪就靠你们跨了！”
徐胖子尽管根本不会写诗歌，也没在什么报上发表图片，更谈不到受到局领导和同志们的围攻，可根据科长的指教和大个子的爱好，还是讲得津津乐道。看着大个子已听得直了脖儿，就举杯和他又干了一杯白酒，接着又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是有一个老师，在他的徒弟就要出徒下山时，拉住徒弟问，除了我教你的功夫，自己悟出点什么绝活没有？徒弟拍拍心坎，说得胸有成竹：我自己做了一百顶高帽子，准备下山后相机给人戴上。老师正色道：我历来教你做人首要的是诚实，一是一，二是二，不得虚情假意，吹吹拍拍，你怎么做了那么多高帽子给人戴？徒弟说得不急不躁：现在山下世态炎凉，民风日下，都喜欢听好的，吹高的，像你这样正直、诚实的人上哪找去？老师沉吟片刻，颌首点头：也对。徒弟叩拜完老师扬长而去，边走边得意地说：我现在已剩下九十九顶帽子了。
徐胖子见大个子听得有些发傻，两只溜溜转的眼珠已成了定格的画像，就端起酒杯抓住他的脖子直灌下去。“别光听我的，喝完该轮到你了！”
大个子直了两下脖子，呛了两呛喝下酒，眼睛就突然火亮，高高地竖起大拇指：“你这话是真理，绝对的真理！”接着他讲，他原本在乡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员，又贫又苦，同事间往往还相互瞧不起，校领导又狗p不是，还硬端个架子，弄得你有气干憋。他就想跳槽，可咋个跳法，县里各部门铁板一块根本没他的去处，只有在乡里打主意。乡里他也一无钱，二无人，再三琢磨，觉得姚书记当时在乡里当乡长又主持全乡党政工作，只有在他身上下功夫了。无钱又无人的情况下咋下功夫？他琢磨到最后，只有溜须拍马了。当时他注意到报纸上经常反映农民大量使用化肥造成土地板结，地力下将，一些乡、镇干部沉不下去，前景堪忧等等。他脑子一动，就写了一篇前边说到的报道。说姚乡长为了保持农民本色，爱护土地，改善土壤结构，下班后天天坚持积农家肥，半年时间就积优质农家肥四十五车，使二十亩板结、撂荒农田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并使周围群众都养成了积农家肥的良好风气，全乡可望在三年内实现农田农肥化。县广播站和省台很快播出了这条新闻。一些新闻单位就纷纷前来采访，县里还要在杏树乡召开积造农家肥的现场会。大个子听了这个消息吓个半死：“这不是拍马p没拍好拍蹄子上了么，给乡长惹这么大祸，不擎等着挨整么？”就悄悄去找姚乡长请罪。本来说1。5o米的个头，再一缩脖子，能有个什么样吧。姚乡长却用力地握住他的手，还给他倒杯水：“你为全乡，也为全县，乃至全省、全国的农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想不到这小山沟真是大有人才呢，好好干，有你大展宏才的时候。”他迷瞪瞪地抬起头，脖子也一点点伸直了，直到出了大门，他还揉揉眼睛，好像做了一个梦。
开现场会的头天晚上把姚乡长和乡政府所在地的老百姓可忙坏了。各家将门前的土堆、石堆全部化零为整，堆成一个个土粪堆形状，再戴上粪帽儿；实在无农家肥的，青沤肥也可以，必要的也可去邻村“借粪下锅”。一时间各户钩杆铁齿，叮当做响，j飞狗逃，乌烟瘴气，有二十多家因院子里无任何农家肥和青沤肥，连块像样的石头和土堆都没有，只好去邻村“借粪下锅”，直到后半夜家家拉回农家肥才完成了“户户门前有粪堆”的积肥任务。
乡政府门前这堆肥是必不可少的，且体积要大，质量要好，要突出姚乡长八小时以外的辛勤奉献。可各户把土堆、石块早用得干干净净，连一片闲杂石片都找不到了，眼看晚上八点多了，乡政府的头头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两名女干部见领导急得那个样子，竟掉下泪来。姚乡长一咬牙命令把刚起了半截的乡政府院套扒掉砌成粪堆，又与粮库的头头商量把仓储玉米装袋偷偷运到乡政府门口。最后从外村运来上好的牛马肥压在砖石和粮食上边，粪堆总算做成了。
第二天的现场会准时召开，皆大欢喜。都说杏树乡的做法好，全民动员，积肥还田，造福后代，永续发展。会议结束时，一位抓了三十多年农业生产的老县长拉住姚乡长的手久久不放，连续说了四五个“好好好”才依依惜别。半个月后姚乡长就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变成了乡党委书记。大个子也由学校调到乡党办做了宣传干事，转过年就成了党委宣传委员。
大个干瞪着喝红的眼睛长长地舒一口气，突然又想起什么，就掀起瘦小的p股附着徐胖子的耳朵说：“拆墙和拉粮做农家肥事是我跟你闹着玩瞎说的，可别当真。听说有人还反映到上边去了，都是瞎扯，传出去我就废了！”徐胖子就显出醉熏熏的样子：“扯蛋，都是瞎扯蛋，酒后哪有真话。”大个子就搂住徐胖子的粗腰拥了拥：“老弟真是讲究！”
往往有这样的规律，喝酒越喝越兴奋的人，往往也是越容易失控的人，大个子一喝酒当属此类人物。当他和徐胖子一人又吃了半只猪耳朵，一人又喝了二两“红高粱”时，一说话就嘻嘻笑起来，叫人看着就有些发毛。忽然就站起来，手朝窗外一指：看见门口那块“乡镇企业亿元乡”的牌子吧？就我们这穷乡，乡办企业别说亿元，累折腰筋能达到五十万是一大关了。前年姚书记见全县有五个乡报了亿元乡，心里就怪痒痒的，连着开了两次几乎通宵的党委会，说杏树乡不拿下亿元乡的牌子他晚上睡不着觉，委员们都不作声，觉得姚书记是在说梦话。他就开了个党委扩大会议，我们是小乡，一共才六个村，就把六个村书记都扩大进来了。真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六个村书记六个干儿子每人报了五十万元的产值。姚书记嫌少，给每人又加了五十万，再抽干骨髓也挤不出来了。姚书记就生气了，“摊派，每个村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三十万，乡企办再承担二百万（其中酒厂承担一百万），剩下的二十万我自己想办法！”弄得六个村书记都耷拉着脑袋回去想产值，各村想来想去把小j、小鸭，刚挖好的鱼塘都打进了产值，有个村书记一时糊涂，把儿媳刚生的孩子也打成二千元的产值记在账上。一时间村里就流传出“猫产值”、“狗产值”、“小孩产值”的笑话。更多的是望风捕影往上凑，因为姚书记有话，你怎么凑我不管，凑不够数我不答应。姚书记这二十万只好在乡大院里打主意，每个乡干部摊派二千元，办法自己想；二号车拉脚要挣十万（拉他都拉不过来）；最后把来乡招待所投宿的汽车也打进了产值，最终凑够了二十万元的产值。听说秋后税务部门要根据上报的产值来收税，到时候该有戏唱了。
徐胖子看看桌上的酒已经罂尽，就撅p股去床底又摸出两瓶“红高粱”。除给大个子和自己斟满两个二两半的杯子，对嘴把剩下的半瓶吹下去。大个子用发直的眼睛望着徐胖子，连连叫好：“海量，真是海量！我讲到哪了？”
“说了半天，报道的‘新’还没讲完，还有‘高度’和‘深度’呢？”徐胖子一提头，大个子又来了精神：“对对，还有高度和深度，其实也都是吹，像我们这山区，养牛的确是长项，可做梦也达不到人均二十头啊。为了凑这个数，让县里在这开现场会露露脸，把各村的牛都赶到一个村，老百姓不干，就下死命令：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怎么干的问题，要把它看成是‘爱我河山’的具体表现，并许愿每牵一头牛可顶一个义务工，再不够数就去外乡租牛，租一头牛半天十元钱，怕记混了对不上号就在牛角根上用油笔小心地写上户主名字，现场会一散就去找牛角根念名，户主听到名字就去牵牛，没牵到牛的就等着念名字，念到名字的……”大个子说一说变成了车咕噜话，眼皮也抬不起来了，可还是说得饶有兴致：“高度，深度……纯粹是吹牛x，为了上报办夜校的镜头，人员不够，把聋哑人，傻子都混在里边充数，摄像机刚端起来，有个傻子突然站起来往外跑，旁边看着的人就说他积极性太高了要发言，马上又给按坐……”他实在说不清了，就勉强抬一抬眼皮，脑袋一耷拉就趴在桌子上了。
宁长推门进来，示意他把大个子放在床上休息，满意地拍了拍了胖子的p股，同时批评他喝酒太多，见他还想把剩下的半瓶也收拾掉，就夺过瓶子塞上盖子，塞进床底下。
第二天早上，姚书记和往常一样，照样过来看看他们，寒暄一阵。宁长就半真半假地表示对联络员不太满意，不是不配合工作就是靠不住时间，像文教助理小王，来不到半天面都见不着了，就显出一脸的不屑。姚书记歪一歪头，满口答应：“明天尽快让小王过来。”
第二天小王还是没有来，派来一位姓马的组织委员。几天后又相继派出两个联络员，其中还有前边提到的副书记老米，都在跟宁长他们兜圈子。他就觉得再通过联络员来帮助查案已无实际意义，就想起了一直没露面的马乡长。问了几个人都说病了，具体情况不详。通过高禹知道文教助理小王已被派到村里修整公路，和他们见面很难，硬见面效果也不会很好。但小王给高禹捎话说，应尽快找到马乡长，他知道很多事，也肯说。又告诉马乡长可能在哪，可能不在哪，一定能在哪等等。
第二十二章　评话杏树乡补遗
“干什么？领导干部没长手啊，家里一点p活你也去，他（她）也去，乱蝇蝇地像干什么？咱们先说安民告示：以后有事到单位谈，家里一律不接待；
围前围后的一律不受欢迎！“
齐永田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个近四十岁的老婆实在是不中用了……。
宁长他们从乡政府出来，对外公开说是回城里休息几天，实际他们找马乡长去了。
在一个晴朗的初秋的上午，他们按照乡文教助理小王指定的具体方位，在外乡的一个叫土崖子村里找到了马乡长。马乡长看上去确实有病，脸色也不好看，但一提起姚书记，就很激动，直言不讳。他说他有意躲出来，就看他们找不找他。他说头几次调查组每回来都说要找他好好谈谈，最终都没找他，就以为宁长和他们也不会有啥两样，干脆借病躲出来，免得一些事还躲三躲四地背着他。他说姚书记根本就不像个共产党的书记，除了以上反映的问题，他说姚书记在用人上的违法乱纪问题尤其突出。像选乡长、副乡长自不必说，就是各科室的股长、副股长都要他亲自拍板，否则自食苦果。去年秋天他外出一个月还未回来，有一个股的副股长突然撒手西归，又值该股业务旺季，股长多次找在家主持工作的马乡长，希望尽快选派一名副股长协助他工作，否则将影响全乡的整体工作。马乡长经认真考虑，主持召开了党委会议，一致通过该股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补任为该股的副股长，工作起来确实胜任，全股上下得心应手。
姚书记回来后颇有微辞，先后三次去该股抽查工作，终于发现该股在该副股长卫生分担区内按规定多栽了五棵j冠花，少栽了五棵月季花。姚书记对此十分重视，在大会上明确表态：千里之堤，溃于蚁x，事虽小，反映了我们的机关干部，甚至是中层领导干部与党委不能保持一致，我行我素，老子天下第一，别人都是臭皮匠，只有自己是诸葛亮，高傲自大，目中无人……此事在连续讲了半小时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北京长途，才使讲话中途夭折。否则还说不上会借题发挥多久。会后好心的同志就劝这位副股长赶紧找姚书记陪个礼，最好买点东西看看外出刚回来的姚书记，偏偏这位副股长属死脑筋一类人物，认为自己无大毛病。姚书记是无限上纲，j蛋里挑骨头。不能给他养成这个坏毛病，况且领导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以教育为主，说过拉倒，哪有那么小肚j肠，不吃人饭的。结果三天后该副股长给解除了职务，从外股调进一个女同志接替了该职。尽管该股后来的工作每况愈下，姚书记的态度仍十分坚定：在用人问题上还是要把革命化放在第一位，要先算政治账，后算经济账。人选准了，没有钱可以想办法挣到钱，没有产值可以创造条件创造产值。如果人选错了，有了……据说该女同志谋到该职。是在未失身的情况下按规定（不成文的）给姚书记交了足额的c心费才谋得的。据说这里要当什么干部，整到什么级别都是有一定额度的，此额度虽无明文规定，拟谋职的人都能十分认真地履行，非常信誉地遵守。如当副股长，应花八百——一千五百元；股长为一千五百——三千元；好的站所长为三千——五千元；副乡长为一万元等等。凡有点条件又能交到此额度的都能如愿以偿。
也有手里没钱又想挑担子当领导的，这人叫孙文修，身材魁梧，一表人才，脑袋长得比园艺师修剪得还齐整。就是整天惦记着领导给他压担子当个股长副股长什么的。可他一无靠山，二无金钱，就是有点现钱，他那个病包子媳妇（当初也只长了个衣服架子）也是有一分钱等着花两分钱的角色，他只能靠自己。于是他有事无事常在姚书记家里，壶里没水去灶前烧水，院子里有草毛毛就拿条帚去扫院子，煤堆冻了就拿铁镐去刨煤，和煤、生炉子、剁j食、剖鱼腹等都是不可缺少的服务系列，实在没事就拿着苍蝇拍子里外屋撵着打苍蝇，赶蚊子。天下雨了，他拿自己的伞悄悄送到姚书记办公室；天下雪了，他夹着大衣悄悄走到姚书记身边。结果眼看着股里股长、副股长的位置都满了，姚书记也没有点头的意思。他的修养就在于不急躁，不泄气，一天到晚只要有时间仍长在姚书记家里，该干啥照干不误，一点焦灼和期待的征兆都看不出来。好像这是一种本份，一种神圣的义务，以至有一天晚上姚书记在家里坐着坐着突然感到闹心，到卫生院又查不出什么毛病，姚书记媳妇于晓梅也没来由地屋里屋外直打转转。后来孩子提醒他们；孙叔叔晚上没有来。两口子这才恍然大悟，心情也很快平静下来。原来那天晚上孙文修媳妇病重，他正陪着打点滴呢。终于在四年后，姚书记第二个孩子也已三岁，于晓梅连块n布都没捞着洗，说句难以启齿的话，她的血裤衩都是孙文修一点一点给搓净的。但姚书记歪着头，在屋子里犹犹豫豫地转游了半个小时，最后咬咬牙，还是没有启齿。最后于晓梅在一次与胡厂长外出回来借着酒力，终于忍不住了：“姚长生，你还有没有点人心，什么大不了的，差多少钱，我给行不行，不就一个破股长么，非得死人咋的？”姚书记咬咬牙，惨白的脸上也泛起一片红润：“明天吧”。
“xx股股长、副股长的位置都满了，明天顶个p用，你也别拖了，他也不嫌寒掺了，当个股长助理还不行么？”
“废话，咱们要干就是一把的，什么助里（理）助外的！”
“那董股长往哪搁？”
“下去，愿干啥干啥，党委书记要这点权威都没有还干啥劲！”
孙文修这个1。5o米的中专毕业生，竟“咯”一声跪在地上双泪长流，拽都拽不起来。听说他上任后干得还真不错，其中有两项突击性工作在省里还拿了第一名呢。于是有人就说，前门上来的不一定都是英才，后门上来的也不一定都是蠢才，关键在机遇、本事和事业心上。
齐永田就不行，他属于手里没钱，又想挑担子，又不想走正道那种人。他也知道自己一拍脑袋穷得p股直冒灰，干活又舍不得出气力的角色，就劝老婆没事常去姚书记家转转，干点零活啥的。结果那几天于晓梅真没在家，她也真去了。可不到半小时就让姚书记给轰出来了，且在机关会上讲道：“干什么？领导干部没长手啊，家里一点p活你也去，他（她）也去，乱蝇蝇地像干什么？咱们先说个安民告示：以后有事到单位谈，家里一律不接待；围前围后的一律不受欢迎！”大个子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报道，寄到省报还给刊发了，姚书记也为此风光了好一阵子。齐永田并不这么看，他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这个近四十岁的老婆实在是不中用了。咬咬牙趁侄女婿外出不在家，央侄女到乡卫生院去护理一下姚书记（姚因打麻将时间过长住进了乡卫生院；于晓梅与胡魁外出没在家）。侄女从小失去双亲，是老齐一手拉扯大的，对老齐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但这件事却很不情愿。情急下老齐像孙文修及一些膝盖骨质松软的男人一样，竟也“咚”地给侄女跪了下去，难得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了下来。侄女在流了比叔叔更多的眼泪之后，毅然去了卫生院。结果姚书记出院第二天，齐永田就当上了x股第一副股长。
马玉山是个无能的家伙，他一天总嘟啃着个猪肚子脸，一副哭叽叽的熊样子。他不仅没钱，又不屑想去姚书记家里找零活干，又连个对象还没选中，亲戚朋友里也没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女人，可他也想让组织上给自己压副担子。就三天两头往姚书记家送东酉，品种还说得过去，大多是绿色食品。什么一筐鲜豆角，半盆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半编织袋子黑龙江土豆，两个嫩角瓜等等。有一次抓了几只蛤蟆，老娘也正有病，就说：“玉山哪。给妈切两个土豆一块炖了吧，妈正想吃点有籽的蛤螟。”他想了想，最终摇摇头，“妈，你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就瞅老娘不注意，用布袋提着蛤蟆哭叽叽地来到姚书记家里。“大姐（乡里的很多人，含比于晓梅大很多年岁的男女同志往往都这样称呼她），刚从d里抠里出来的，满肚子籽，老肥了。”于晓梅就笑吟吟地接过蛤蟆，还照他那黑乎乎的猪肚子脸上捏一把，也没捏笑，只短时间地把肌r给捏松懈了。一出大门，他可是用力地蹦了两个高儿，还自己对自己做了个鬼脸儿。可那几只蛤蟆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在他进屋二十分钟之前，有人从山里给姚书记捎来半编织袋个个拳头大的黄肚蛤蟆，个个油乎乎的，肚子胀鼓鼓的，于晓梅觉得这几只小蛤蟆和那些放在一起怎么也不伦不类，她又没养成轻易把东西转送给别人的习惯，就偷偷地把那几只蛤蟆放掉了。也许，那几只田蛙现正在繁儿育女，已培育出一代代无数的田蛙儿子孙子了，若让联合国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知道，于晓梅或许能获奖呢。后来送的时间长了，就放松了礼品的质量，如豆角，不是蔫叽叽的，就是带老皮的；黄瓜不是软塌塌的，就是半老株黄的水黄瓜；有时别人送的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已装满了专用的大水缸，他偏偏不在哪条小河沟子里抓了十几条带死不活的小鲫鱼、小泥鳅、小老头什么的。气得于晓梅就点着姚书记的鼻子质问：“你们那xx股的王股长还没死么？快给他整个角色儿吧，我实在受不了了。”结果一个星期后，马玉山就当上了xx股的第三副股长的股长助理。听说现在时兴的局长助理，乡长助理什么的都是从杏树乡的股长助理的基础上演义出来的，不然哪来这么多“助理”呢。
最具戏剧性的要属禹臣当副乡长的曲折经历……。
马乡长说得很激动，那顶他长年都舍不得摘下的前进帽子也摘下来扔在茶几上，一会又戴上去，一会又……突然就住了嘴，睁大眼睛从窗玻璃向院子里看着。宁长他们也跟着往院子里看。院子里来了三个人，穿得很破烂，马乡长外甥女将他们拦在门口，他们却执意要进来。其中一个穿着破帆布上衣的背剪着手的矮个子，宁长一眼就认出是柳树村的黄书记，一脸横r的戴着破草帽子的高个子是治保主任李鸣，李鸣身后那个穿破花布衫的女人就是李鸣的相好。李鸣作着揖，死乞百赖地要进屋里，眼睛滴溜溜地四处逢巡，“求求了，进屋给口饭吧……”可能是窗玻璃的折s作用，他们并没有看见屋子里的人。马乡长就摆摆手，示意宁长他们进里屋先坐，自己就迎出去。
宁长看得很清楚，他们三个见了马乡长先是一愣，随后就一脸尴尬，齐声说：“马乡长……”都低了头。马乡长显出同样的激昂，“黄永富、李鸣，你们也不用跟我装神弄鬼，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我马志纲从来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官，说话办事不避人，不怕人，共产党的天下胡作非为早晚吃不了得兜着走。现在全国反腐败这么紧你们也清楚，自己做好做歹自己最清楚，老百姓最清楚，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都到了这种地步，还甘心做（狗）腿子，跟着瞎嗡嗡，自己着量办吧！”他一摔门就进了屋子。
黄书记、李鸣等在院子里不知所措地站了站，对着屋里说一声：“马乡长，没啥事我们就走了。”就灰溜溜地走出院子。
马乡长在屋子里坐下起来好多次，一顶帽子也戴上摘下好多次，“他们这是侦察我，也不光侦察我……”沉思一会，摆摆手，接着讲自己的故事。
禹臣出生山东，为人耿直、正派，在杏树乡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每当关键时刻，都有人说别急，快了快了，耐心等吧。结果苦苦干了二十多年，好歹在一个当副县长的同学在离任前给他说句话，才由全乡也许是全县最老资格的助理选进了乡党委班子成员。还是个纪检副书记。是个好事不沾边，坏事落不下，有能耐的不想干，没能耐的干不了的得罪人差事。他回头一看，已经四十大几了，和他一起参加工作最次的都熬到了副乡长，再不提任，过两年有人提携也过了年龄。他倒不是非要当官，在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