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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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辩解：“应该有行贿人赖昌星的证言或传其出庭作证，现有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法律要求。”
公诉人：“行贿人赖昌星是厦门远华特大走私犯罪集团首犯，已畏罪逃往加拿大。众所周知，由于外交和国际司法协助方面的种种原因，至今还未能将其抓获归案，所以没能取得赖昌星的证言。但依据我国法律制度和国际惯例，不能因为某个证人缺席就停止对犯罪的追究。况且现有的证据从多个方面互相印证，足以认定李纪周收受赖昌星贿赂的犯罪事实。”
辩护人辩说：“起诉书指控李纪周收受赖昌星人民币100万元、美元50万元的证据，除被告人供述外，均为传来证据，认定李纪周受贿证据不足。”
公诉人反驳：“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出示的证人证言、书证等，并非都是传来证据，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且与李纪周在侦查阶段和庭审中的供述相吻合，认定李纪周受贿证据确实、充分。”
法庭审理检察机关第二项指控——李纪周与李莎娜共同收受梁耀华300万港币贿赂时，李纪周矢口否认：“李莎娜打过电话来，就说了办保税仓的事，没说别的。我当晚去看李莎娜，李莎娜说，梁耀华答应给她300万港币，汤松新也说是的。我同李莎娜讲梁耀华的口碑不好，你要当心点。我说了之后看李莎娜还想要，就没再说什么——我不是默认，是不管了。”
公诉人：“梁耀华说不用还了，你是什么态度？”
李纪周：“没什么态度。”
这一套供述，显然与他原来在检察机关的供述相反。可谓形势突变。公诉人当庭宣读李纪周原来的供述，李纪周辩解道：“我谈的是现在的认识，我对自己犯罪的认识。”
关于为新英豪公司出面干预下级办案，李纪周也反复辩解自己当时不知情，不知道新英豪公司是走私，她们（李莎娜等）告诉他手续合法。
辩护人瞅准时机、趁热打铁，问道：“李莎娜在来京之前，是否同你说过梁耀华要给她钱的事？”
李纪周：“在这之前我没听说过。”
辩护人：“在李莎娜的房间，你是否与人商议过由你出面同梁耀华谈？”
李纪周：“没有商议过。只是汤松新讲梁耀华要给。”
辩护人：“在当时，你是否意识到300万与你有关系？”
李纪周：“我没有认识到钱是给我的。如果知道就不会是这样了。”
李纪周的翻供，并未出乎方工预料；若此时再追问下去，只会陷于纠缠。因此，律师询问完毕之后，方工示意同伴不再多争，立即申请传证人梁耀华出庭作证。
公诉人：“认识李纪周吗？”
梁耀华：“1993年中，找我捐钱时认识的。”
公诉人：“认识汤松新、李莎娜吗？”
梁耀华：“认识。是同一时间认识的。”
公诉人：“李纪周与李莎娜是什么关系？”
梁耀华：“听汤松新说是情妇关系。”
公诉人：“新英豪公司是什么时间成立的？找谁帮的忙？”
梁耀华：“1994年底成立的，找李纪周帮的忙。后来李纪周还以公安部名义向广州发过两封函。”
公诉人：“公司成立后，你们来过北京吗？”
梁耀华：“来过。”
公诉人：“干了什么？”
梁耀华：“李纪周找我要了300万港币。我找李纪周办保税仓。到北京后住在王府饭店。我去参观王府饭店的设施，后来汤松新在大堂找到我，说李纪周来了，找我。我问什么事，他说找我要300万。我说‘好啊’，就上李莎娜的房间去了。我一进门，李纪周说：‘梁耀华你拿300万，等公司赚了钱再还你。’我说没这个必要。他说：‘那你把钱给李莎娜。’”
公诉人：“保税仓谁帮的忙？”
梁耀华：“找李纪周帮的忙。李纪周又帮我们找了王乐毅。”
公诉人：“新英豪公司货物被扣过吗？”
梁耀华：“扣过。”
公诉人：“找过李纪周吗？”
梁耀华：“找了两三次。”
公诉人：“300万港币是给谁的？”
梁耀华：“当然是给李纪周啦，李莎娜没有资格。是李纪周让我把钱给李莎娜的。”
听到这儿，李纪周急了：“他说的不是事实，我从来没有向他要过钱。”
辩护人则努力找出证人的漏d：“汤松新找到你之后，跟你一起上楼去了吗？”
梁耀华：“没有。”
辩护人：“汤松新告诉你李纪周为什么要300万没有？”
梁耀华：“没有。”
辩护人：“你有没有问？”
梁耀华：“没有。”
辩护人：“汤松新为什么回避？”
梁耀华：“不知道。”
证人的回答让辩护人放弃了仅存的一丝希望。公诉人继续举证：
“关于李纪周收受梁耀华贿赂港币300万元及干预查处走私汽车的事实，还有以下证据证实：
“1证人李莎娜的证言……证明：1994年11月份，她与梁耀华、汤松新等人到北京找李纪周谈设立保税仓一事。来北京前，汤松新告诉她，梁耀华可能会给她钱到香港买房。到北京后，汤松新又说，梁耀华可表示要给她300万元港币。汤松新还说，他也准备让梁耀华给买房。李纪周来王府饭店1018房间看她时，汤松新告诉李纪周，梁耀华要给她300万港币在香港买房。李纪周说，梁耀华在广州的口碑不好，你们要小心他。后汤松新把梁耀华叫到，汤松新说了梁耀华答应出300万港币买房的事，李纪周说：‘梁耀华，你拿300万港币给李莎娜买房，你不能白给，莎娜不能白要，以后公司赚了钱再还你。’后她用梁耀华给的300万港币在香港买了房。
“2证人梁耀华的证言……证明：1994年11月21日，他和汤松新、李莎娜等人到北京，住王府饭店。在饭店大堂，汤松新告诉他，李纪周要300万港币。他到了李莎娜房间，李纪周对他说：‘梁耀华，你先拿300万港币给我，以后公司赚了钱再还你’，他说不必了。李纪周叫他把300万港币给李莎娜。
“3被告人李纪周在侦查阶段和庭审中供述证明：1994年11月21日，梁耀华、李莎娜到北京，住王府饭店。当晚他去看他们，在李莎娜房间，汤松新和李莎娜同他谈建保税仓和公司发展的事情，并说梁耀华答应李莎娜到公司后给她300万港币。汤松新还说，这是其向梁耀华的建议、做的工作。他对李莎娜说：‘梁耀华口碑不好，你要小心。’但他看李莎娜想要，就没说什么。过一会儿，汤松新把梁耀华叫来，汤松新提到梁耀华要给李莎娜300万港币，他说梁耀华不能白给，李莎娜不能白要，今后李莎娜在公司赚了钱，要还给梁耀华。梁耀华说不必了。
“4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关于新英豪公司情况介绍、公安部给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海关、广州市公安、工商等部门的函件、李纪周的有关批示及新英豪公司营业执照、新英豪公司与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的协议书证明：李纪周为新英豪公司注册成立并挂靠于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提供了帮助。
“5证人梁耀华的证言……证明：1994年，他通过李纪周的帮助，注册成立了挂靠于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的新英豪公司。1995年1月4日、3月23日、10月23日、1996年3月6日，新英豪公司的3艘货船和7个货柜分别被蛇口公安分局、黄埔公安分局查扣。他通过李莎娜找李纪周帮忙，李纪周出面进行干预，船、货均放行。
“6证人李莎娜的证言……证明：梁耀华为了找一个大的靠山发展业务，通过李纪周将新英豪公司挂靠公安部下属的交通协会。为了利用她，梁耀华将她拉入新英豪公司，公司遇到走私货被扣的事就让她给李纪周打电话疏通关系。新英豪公司分别在1995年1月4日、3月23日、10月23日、1996年3月6日，因涉嫌走私被深圳蛇口公安分局、广州黄埔公安分局扣过货。梁耀华让她给李纪周打电话，请李纪周给深圳市公安局负责人、广州市公安局负责人打电话，协调关系救货。
“7证人郑某的证言……证明：1995年3月23日、10月23日，新英豪公司的两船货先后被深圳市蛇口公安分局查扣。梁耀华让她和李莎娜等人到北京找李纪周，让李纪周出面干预。在李纪周的干预下，被扣的船、货被放行或发还。
“8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1995年3月23日、10月23日，新英豪公司两艘走私货船被扣。李莎娜到北京找李纪周，李纪周遂派她到深圳找蛇口公安分局协调，给深圳方面施加压力。
“9证人何某的证言……证明：1995年1月4日、10月23日，新英豪公司的两艘走私货船被蛇口公安分局查扣后，李纪周找到，指责蛇口公安分局违反规定缉私。在李纪周的干预下，他们对已扣的船、货予以放行或发还。
“10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1995年3月23日，新英豪公司走私货船被扣，李纪周给他打电话进行干预。他说分局的鉴定结论是构成走私，李纪周坚持是否构成走私应由海关定性。
“11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1995年1月4日，新英豪公司走私货船被扣，深圳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给他打电话说，李纪周过问此事，指责他们在公海上扣船。经调查，负责人告诉李纪周不是在公海上扣船，李纪周很恼火。在李纪周的干预下，蛇口公安分局将船放行。3月23日和10月23日，新英豪公司走私货船被扣，孙某和何某分别给他打电话说，李纪周过问此事，并让放行。在李纪周的干预下，他们将货船放行。
“12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1996年3月6日，新英豪公司用汽车走私入境的7个货柜被黄埔分局查扣。李纪周给他打电话，要求放行。他们经研究，将货放行。
“13海关总署（署法〔1999〕652号）文件……证明：1995年1月4日新英豪公司‘粤海333号’船被蛇口公安分局查扣时，随船舱单与所载货物不符，有重大走私嫌疑。
“14深圳市蛇口分安分局出具的《走私汽车一案的综合材料》……证明：1995年3月23日下午，市边防分局蛇口姑婆角水上检查站缉私艇在赤湾海面上截获涉嫌走私的‘粤海335号’货船，该货船装载全新整车49辆（拆除了发动机），旧车整车1辆，旧车壳后半部分3个，前半部分1个，以及少量的旧车门，货主为新英豪公司。该公司违反海关监管规定，非法进口汽车，构成走私。
“15深圳市蛇口公安分局出具的《关于广州新英豪有限公司（‘951023’）走私汽车一案的处理意见》……证明：1995年10月23日晚，深圳市公安局蛇口水上派出所在蛇口海面查扣涉嫌走私的‘英豪一号’货船。该货船运载5个货柜，内装汽车车身18个，汽车发动机63台和汽车配件1批，其中有4台整车被拆成车身和发动机。该公司上述行为构成走私。
“16广东省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的检验证书……证明：该局受广州市黄埔公安分局委托，经对1996年3月6日查获的新英豪公司7个货柜的汽车配件进行检验，这批配件可构成30台汽车车体总成。
“17新英豪公司进口货物报关单……证明：新英豪公司1996年3月6日报关单上所写的货名为旧车门、旧尼牙壳、旧胶灯壳等旧汽车配件，与实际进关的货物明显不符。
“18广州海关穗关察〔1999〕210号文件……证明：新英豪公司1995年‘323’案件涉及的50辆汽车总价值为人民币21258302元，应缴税款为人民币13951658元；1995年‘1023’案件涉及的4辆汽车总价值为人民币2220699元，应缴税款为人民币1445521元；1996年‘36’案件涉及的30辆汽车总价值为人民币10515125元，应缴税款为人民币6335021元。
“19李纪周在侦查阶段的亲笔供词和庭审中供述证明：梁耀华的货船曾3次涉嫌走私被深圳市蛇口公安分局查扣，梁耀华通过李莎娜找他，说货物手续齐全、合法，公安机关违规查扣，他就相信了。由于他利用职权干预，最终导致梁耀华走私得逞。”
辩护人：“李纪周没有与李莎娜共同收受梁耀华贿赂的故意。检察机关指控李纪周与李莎娜共同收受梁耀华贿赂证据不足。”
公诉人：“李纪周在客观上对李莎娜取得300万元港币起了决定作用。虽然事先共谋不明显，但事中形成了共同收受贿赂的故意。取得300万元，李纪周、李莎娜缺一不可。”
辩护人辩说：“李纪周依照职权过问新英豪公司货船被查扣一事，不是干预下级公安机关办案，且处理结果与李纪周过问无关。”
公诉人：“李纪周在有关公安机关告知新英豪公司涉嫌走私后，仍听信新英豪公司人员所谓公安机关违规查扣的说法，要求将查扣的车船放行或将货物发还，其行为应属滥用职权干预下级公安机关依法办案，并造成新英豪公司涉嫌走私未被依法查处的结果，李纪周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
辩护人：“证人梁耀华在讯问、发问过程中，前后矛盾，且有明显说谎的地方，对证人梁耀华的证言不予采信。”
公诉人：“梁耀华的当庭证词，虽然个别字句不同，但与他以前的证言实质一致。字句不完全相同是难免的，不等于矛盾。建议法庭采信。”
对于郑某的证言，辩护人认为：“郑某是举报人，与梁耀华有利害关系，因此证言有很大的倾向性，不符合事实，提请法庭不采纳。”
公诉人：“第一，郑某与李纪周没有利害关系，我们认定李纪周受贿罪，不仅仅靠郑某的证言。第二，郑某的证言与我们已出示或将出示的证言能一致地反映李纪周为梁耀华谋利的事实，辩护人提出的意见没有根据。”
关于起诉书第三项指控李纪周收受周某贿赂1万美元的事实，王忠华举证：
“有以下证据证实：
“1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1996年5、6月，他到北京找李纪周帮其在公安系统推销激光瞄准器，李纪周让公安部装备财务局派人与他商谈此事。7、8月的一天晚上，他到李纪周家中将1万美元交给李夫人，这1万美元是给李纪周的，因为李纪周曾帮其办理过推销激光瞄准器等事。
“2证人程辛联的证言证明：1996年的一天晚上，周某到她家，给了她一个信封。周某走后，她和李纪周打开信封，内有一万美元。
“3公安部装备财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据有关人员回忆，1996年广东省某公司经人介绍来推销过激光瞄准器，具体的时间和人记不清了。
“4被告人李纪周在侦查阶段及刚才的法庭调查中承认：1996年上半年，周某到北京找他，请他向公安部推荐激光瞄准器，他让公安部装备财务局的人进行检验。同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周某到他家交给程辛联一个信封。周某走后，他和程辛联打开信封数过，是1万美元。”
李纪周和辩护人提出，程辛联曾帮助周某在北京购买土地，周某的1万美元是送给程辛联的，与李纪周帮助周民兴推销激光瞄准器无关。
公诉人：“周某的证言证实，他让李纪周帮助在公安系统推销激光瞄准器后，到李纪周家中交给程辛联1万美元，钱是给李纪周的。”
铁证如山　辩解无力
李纪周及其辩护人转而在量刑情节上争取。
李纪周：“我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羁押，主动交代了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全部受贿犯罪事实，并表示积极退赃，应属投案自首。”
辩护人：“李纪周写信让程辛联向司法机关交代问题的同时，已决心坦白自己的全部受贿事实，应视为有自首情节。”
公诉人：“李纪周是在有关涉案人员已经供述，有关部门调查取证后，才逐步交代其受贿事实，不属于自动投案，也不是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故其行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自首要件，自首不能成立。”
李纪周：“在侦查期间，我曾提供多人重大经济犯罪线索，经司法机关侦查破获了有关案件，有的已经查证属实，应属重大立功，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公诉人：“李纪周曾向侦查机关提出国家工作人员王某某、赵某某和商人杨某某关系不正常，并称程辛联可能知情。经侦查机关讯问程辛联，程辛联提供了重要线索，使司法机关得以侦破上述三人重大经济犯罪案件，李纪周的行为为破获上述案件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构成立功。李纪周的其他揭发检举，有的因线索不具体或涉及的当事人未能到案等原因，无法查证；有的在其揭发前，司法机关已经掌握；有的经查不实。”
辩护人：“起诉书指控李纪周犯受贿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不当，应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公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构成受贿罪‘情节特别严重’规定的数额标准高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规定的相应数额标准，起诉书指控李纪周受贿的行为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生效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漫长的法庭质证与辩论渐渐接近尾声，起诉书指控的各项犯罪事实愈发清晰、明朗。
最后，方工发表公诉意见：
“审判长、审判员：
“在今天审理被告人李纪周受贿一案的法庭上，我们以国家公诉人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在此前进行的法庭调查中，我们围绕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宣读并出示了大量依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及各种书证，其中包括行贿人、请托人、赃款使用人、李纪周为他人谋利的当事人等证人。这些证据对李纪周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的各个环节均做出证明。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排除其他可能性。我们还讯问了被告人李纪周。李纪周对起诉书指控他的犯罪行为也供认不讳。
“所以我们认为，法庭调查已充分证实我院起诉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案件的性质、情节发表以下意见：
“一、李纪周的行为触犯刑律，构成受贿罪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明文规定了受贿罪的罪状：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这个规定明确了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本案被告人李纪周收受赖昌星一次100万人民币、一次50万美元、一次3万港币；收受周民兴1万美元，与李莎娜共同收受梁耀华300万港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分别为这几个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所规定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首先，李纪周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身份。李纪周当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及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是国家工作人员。
“其次，李纪周实施了受贿的客观行为。李纪周为梁耀华、赖昌星等人请托事项，利用职权做批示、通电话、托人帮忙等，帮助他们成立公司、建立保税仓、办理两地车牌乃至干预公安部门对涉嫌走私案件的查处等等。而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他都收取了对方给予的财物。这种收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还有，李纪周具有受贿罪的主观故意。李纪周对自己收取他人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会造成破坏公务活动廉洁性的危害后果，应当明知，事实上也是明知的，并且他的行为也充分说明他是抱着积极的态度和希望的主观心理，因此，他具备了受贿的主观方面要件。
“二、李纪周的受贿罪行情节特别严重
“我院起诉书对李纪周所犯罪行已做了明确的表述，法庭调查已详尽证实了起诉书的指控。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李纪周所犯罪行，情节特别严重。
“第一，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数额越大，对社会的危害，对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的破坏，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侵犯就越严重，所以我国刑法明确把犯罪数额与这类犯罪的量刑紧密联系，规定在一起。李纪周受贿数额高达84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收受赖昌星的一笔贿赂就达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达410万元。与情妇李莎娜共同收受梁耀华的一次贿赂就达30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320余万元。这样大量收受贿赂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
“第二，李纪周大肆滥用职权，积极为行贿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后果特别严重。赖昌星、梁耀华都因有涉嫌走私的货船被公安机关查扣，而直接或间接要求李纪周帮助。李纪周置职务和职责于不顾，对他们有求必应，三番五次按照他们意愿，打电话、派人或直接做批示，态度强硬地帮助行贿人达到目的，甚至为他们对付办案的公安机关而出谋划策，更有甚者，当下级机关向他报告，所查扣的货物确有走私嫌疑时，他竟置若罔闻，仍粗暴地进行干预，最终造成涉嫌走私的案件难以继续查处。李纪周所干预的涉嫌走私、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货船，物品价值总计达人民币9300多万元，数额极大。他的这些行为引起办案机关公安干警的极大不满。蛇口公安分局局长就曾气愤地表示：‘李纪周身为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却一再阻挠公安和海关缉私、替走私分子说话，什么副部长！’
“第三，长时间、多次收受贿赂。李纪周当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兼任全国打击走私犯罪领导小组副组长，是国家要害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但是他丧失原则，与走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赖昌星和重大走私犯罪主犯梁耀华等人沆瀣一气。在1994年至1997年长达近三年的时间中，多次接受他们的钱物，多次利用职权为他们谋取利益，大搞权钱交易。李纪周集国家党政机关干部、司法机关干部和省部级领导干部身份于一身，而长时间、多次收受贿赂的行为，助长了犯罪分子气焰，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影响特别恶劣。
“李纪周之所以触犯刑法，不注意个人品德修养和思想改造是根本。李纪周面对女色、金钱的诱惑，私欲膨胀，置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成为社会的蛀虫。1992年李纪周在广州挂职期间，与干警李沙娜发展成为情人关系，1993年回公安部担任部领导职务，面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仍不思检点，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为情妇、妻子、孩子大量敛财。一个公安部副部长与远华走私集团的首犯称兄道弟；甚至站在与公安队伍对立的立场上，干预办案，为行贿者、走私者出谋划策，鼓励他们状告下级公安机关干警。李纪周为了个人利益，不顾人格和尊严，同时也丧失了党性，丧失了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多年来没有间断过严肃党纪国法，惩腐肃贪。但李纪周对政府决策和人民呼声充耳不闻，对党纪国法视而不见，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为为自己谋利的工具，给我们党和政府形象抹黑，给党和政府威信造成恶劣影响。无论是主观恶性，还是客观危害结果都是极其严重的。”
稍稍停顿，方工继续陈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国家正在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有一个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振兴民族、建设国家努力奋斗的良好环境。然而公务人员中少数腐败分子，滥用职权，为满足一己私欲，为所欲为，置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于不顾，渎职弄权，大搞权钱交易，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破坏了党风、民风、社会风气，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特别是司法执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高级干部的腐败，更是危害严重，恶果明显。李纪周的行为正是这样。他是司法腐败中很典型的例子。如果任由这种犯罪蔓延滋长，我们党将丧失人民群众信任，我们的国家政权将受到严重腐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会被葬送，亡党亡国的悲剧必定难以避免。
“这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受贿行为，为国情所不容，为民心所不容，为国法所不容。无论什么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论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只要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追究，承担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法的尊严，才能警戒人们遵守法律。正因为如此，我们依法将李纪周受贿案提起公诉，提交法庭进行审判。
“综上，李纪周多次收受大量贿赂，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特别严重，为严肃国法，维护社会利益，对这样的行为必须依法严厉惩处。
“为了有助于公正地审理此案，我们也提请法庭注意被告人李纪周在检察机关侦查本案中，侦查后期、审查起诉期间及今天的法庭审理中，有较好的认罪态度。”
“以上是我们的公诉意见，请法庭采纳，作出公正判决。”
这份公诉词非常精彩，有理有据，从法律的层面剖析了李纪周的犯罪性质、危害，又对李纪周的认罪态度给予了肯定，充分体现了依法办事。
对于公诉人的指控，李纪周先是表态认罪服法，同时为自己辩解：
“首先，起诉书的指控我都认罪，我不反悔。但起诉书个别地方的表述不准确。一、梁耀华给李莎娜300万港币，我确实没有出面，也从来没有同李莎娜商量过，李莎娜也没让我出面。钱不是我给，也不是给我，是他们告诉我梁耀华要给。二、我过问新英豪公司的事，因为它是公安部下属协会的公司，我分管协会。我过问并没有让他们放货，过问是正当履行职责。我过问海南奥林匹克勇士号是正确的，造成的后果与我无关……
前车之鉴，令人警醒
我相信李莎娜说的是真话，偏听偏信……三、我认为我个人是自首……四、立功的事，……我认为我是重大立功。“
也许是想把“好态度”继续保持下去以利于求得稍好的结果，李纪周的辩解虽十分坚决却并不激烈。然而，辩护人的辩护仍异常尖锐：“虽然李纪周自己认罪，但辩护人是依据事实和法律独立辩护。通过法庭调查，起诉书存在三个问题：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适用法律不当；三、李纪周具有自首情节和重大立功表现。……”
这一番唇枪舌战，使庭审进入一个又一个高c。法庭旁听席上的人们屏息而听。
公诉人几轮答辩之后，辩护律师放弃了无罪辩护，退而为李纪周争取轻判。他们提出，李纪周的立功情况尚待查实，认罪态度也一直很好，这些都应该纳入量刑的考虑，判决要充分考虑社会效果。
法庭进入了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
开始几分钟，李纪周显得有些紧张，这位惯经大场面的人物，如今第一次作为被告人站在庄严的法庭上，这样的发言对他也是绝无仅有的。不过毕竟是见过大阵势的人，很快，他就稳定了情绪。
“今天法庭公开审理，是客观、公正、依法的。我真心实意认罪服法。由于过去放松学习而犯罪。我对自己的犯罪很痛恨……法庭怎样判我都不过分……无论如何我都是罪有应得……”
李纪周声泪俱下：
“……感谢检察官对我的批评、教育……我经过深刻反思，认识到自己犯罪的原因是：1长期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2过多地和商人、老板搅在一起，特别是同后来被证明是不法商人的人搅在一起；3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4为情所困，因情害己……我出身于革命家庭，有一个很好的过去……父母对我要求都很严格，自己也曾努力上进。曾经在审判‘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件中出色完成任务，边疆地区叛乱时我也曾在暴风雨中身披雨衣、拄着木g、肩扛冲锋枪、身先士卒……我的荣誉都是党和国家给我的，没有党和人民我李纪周什么都不是……但是我后来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整天在台上给别人讲廉政，在台下自己收受巨额贿赂……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我父亲母亲都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老革命，是艰苦朴素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而我、却是腐败的典型、是人民的罪人……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亲，对不起年迈的母亲……党的反腐败政策是非常英明的。我是一个罪人，我不够党员资格，但我仍热爱党，仍希望为国家做点事，做一个反面教材。我向党、向国家、向人民认罪，恳请法庭给我一个机会。”
这一番剖白，不管是否全都发自内心，听到的人很难不为之感到震撼。
审判长宣布休庭时，夜幕也已完全落下。
公诉人的指控让“执法高官”心服口服
2001年10月22日上午9：00，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
“现在继续开庭……
“现在宣判，判决如下：
“……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纪周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赖昌星、周民兴谋取利益，非法收受钱财，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李纪周第一项、第三项受贿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指控被告人李纪周第二项受贿犯罪，因认定李纪周有与李莎娜共同受贿的主观故意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但其中指控被告人李纪周滥用职权，干预下级公安机关对新英豪公司涉嫌走私犯罪行为的查处，致使查扣的涉嫌走私货物被放行，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李纪周作为公安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李纪周滥用职权犯罪行为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实施前，依照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对其应适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玩忽职守罪定罪处刑。被告人李纪周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其作为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所犯罪行严重破坏了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损害了国家利益，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被告人李纪周能够提供线索，对有关重大案件得以侦破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且有认罪悔罪表现，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被告人李纪周犯玩忽职守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纪周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期间，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本判决之日起计算）。
二、追缴在案的款、物（清单附后）和扣押在案的北京市东中街东寰广场22楼602室一套房产的变价款上缴国库；扣押在案的香港九龙德福花园k座216室房产一套退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处理。
三、继续追缴被告人李纪周犯罪所得人民币二百四十八万五千二百九十七元八角三分。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很快，李纪周上诉了，是因为不服么，还是因为熟知“上诉不加刑”的他仅仅抱着一线希望，“万一……”，不得而知。很快，李纪周又申请撤回上诉，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刚刚立案审查期间。撤回上诉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上诉时本来就没有找着哪怕一点儿有力的理由——面对于法、于理、于情都无可挑剔的指控，手捧滴水不漏的判决，自己又一再声称认罪服法，何必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于2001年11月5日裁定准许李纪周撤回上诉。12日裁定核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2001年11月19日，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详细解读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如何从一个根正苗红、仕途顺利的政府高官沦为执法犯法、为走私分子开路护航的腐败蛀虫。
据悉，李纪周案于1998年9月，朱镕基总理南下掀起反走私风暴时李被揭发，当年12月中旬，李在北京医院看病时被中纪委调查组“双规”。2000年初，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李纪周，同年4月，中纪委正式宣布李纪周被免职，同时开除其中共党籍。
2000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李纪周已被逮捕并立案侦查。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正式对外宣布李纪周案。不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未透露李纪周犯罪详情。据介绍，李纪周案拖延很久，是因为李案涉及面太广，关系复杂，案中又有几宗轰动全国的走私大案，故只有等到远华、湛江等走私案审结以后再进行。
舆论认为“罪该万死”的李纪周，一审被判“死缓”。专家认为，“依法宽大”，暂且免其一死，而没有感情用事“杀之以谢国人”，是法律对感情、舆论的胜利。
当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一审判决宣布后，很多民众感到惊讶：李纪周罪不可赦，为什么只判个“死缓”？然而，安徽省政府立法咨询员、法学博士陈宏光教授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死缓”的判决是经得住法律的推敲、有法理依据的。
新华社在援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时说了这么一句：“鉴于李纪周能够提供线索，为侦破有关重大案件起到了一定作用，且能积极动员亲属退赃，有认罪悔罪表现”。
由此可见，在法院看来，李纪周有被法律容忍与“宽恕”的条件。也就是说，李纪周有依法从轻的刑罚裁量情节（量刑情节）。
其后程辛联案也审查终结，移送起诉。程辛联是以“公职人员受贿罪”被起诉的，起诉书统计的数额为70万元人民币，不过后来律师力辩，程辛联罪名并非“公职人员受贿罪”，而是“介绍贿赂罪”，法庭采信了律师的辩护。程辛联因“介绍贿赂罪”而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李纪周身为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担负着同走私等犯罪活动作斗争的重要职责，然而他却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严重妨害公安机关的正常执法活动，其违纪违法行为情节严重，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