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

“不多，就10万元。”
“好……吧……”王某说他当时差点哭出声来。
一位知情者曾经给记者掐指算了一下，“在鞍山市的企业和酒店开业，差不多都得买林福久的鲜花。鲜花到了他手里，就会身价百倍，多则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少则也得几万元。”一位看守被查封的林福久建造的老年公寓的老先生也说：“老林的一盆花值10万元，你信不信？”
1997年7月，鞍山市建筑工程开发公司涉嫌漏税100万元，林福久要对该公司处以最高金额——5倍即500万元的罚款。公司总经理曲继成害怕了，多次找林福久解释，说明这家国有企业出现的涉税问题，与市政府给予的某些政策尚未兑现有关，请他酌情处理。林福久说，行，你买些鲜花吧。
这样，鞍山市建筑工程开发公司只得哑巴吃黄连，被迫花了18万元，买了总价值不超过2000元的4盆贵妃竹和4盆榕树。
此后每逢林福久要对外召开座谈会议，就指名邀请曲继成参加，让他称赞林福久领导下属如何“全心全意为企业发展服务”等等。“让我们唱赞歌的时候，心是哭的心，脸还得是笑的脸。”曲继成说，“那感觉就无法形容了。”当然，这也是许多被林福久坑害过的企业家的共同心声。
如今，那个遵命称赞林福久的“买鲜花楷模”的曲继成，已经不在鞍山市建筑工程开发公司的办公室中了。这家公司的办公室人员说：“公司现在要黄铺儿了，卖给私人了，每个工人都要面对残酷现实买断工龄。”
由于经营不善，这家公司已被鞍山市政府委托给拍卖公司拍卖。
林福久由于擅长书画，他的办公室里也摆满了琴棋书画，笔墨砚台。那无疑是他故作风雅、吹嘘自己才华的展示厅。不过，他不仅仅是展示，每天真是有事没事就挥毫演练。他的画作之多，书法之多，难免销售不畅。
他岂能甘心这些文雅的玩意儿受到冷落？于是，他采取与文雅截然不同的手段——野蛮推销。他经营的玉器、古玩，也常常被用做索贿的道具。
2002年1月底，刘某作为个体建筑公司总经理，为了给工人开工资过年，不得不低下头，向林福久借贷。林福久来者不拒，不过，他是以“我的朋友”的名义，发放了高利贷200万元的。但是，就在达成协议的200万元现金中，却作为贷款的条件——夹有15万元“很有收藏价值”的三幅画和一个檀香扇相抵。
通过违规经商和以权勒索，林福久积累了巨额钱财，以此为资本，大放高利贷，以钱生钱，这是林福久进行“可持续”敛财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保证其财富几何级数般增值的渠道。
2002年10月29日，刘某资金周转不开，未能如期还款。他找到林福久商议延期。林福久金口一张，提出再加60万元利息，可以再延期一年到2003年8月29日。这样，刘某最终还款360万元。
“他高息借给你钱，你不借肯定不行。”
“谁敢和他说个不字？他的权力大得很！他高息借给你钱，是看得起你，你不借？不给面子，肯定不行！”一位曾在鞍山市干得红红火火的某个体公司老板，就是因为得罪了林福久，最后不得不到外地另谋出路。
再把时间往前推，当年林福久在税检室当主任时，就曾经靠放高利贷发家。那时，他曾经办了一个鞍山市利达实业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则为“挂羊头卖狗r”的陈某，他才是躲在幕后摇羽毛扇的老板。
1994年5月31日，利达公司作为甲方，某个体a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不平等”的借款协议书——乙方向甲方借人民币100万元，借款时间为10个月（1994年6月起至1995年4月止），每月付息5万元，每月1日至5日付息，超期一天罚款1万元；乙方用自己的宾馆、酒店、桑拿浴池作为抵押。到期不还款，甲方有权接管。当时乙方作为个体企业想发展，苦于银行歧视个体企业，到处借不到钱。于是，不得不低下头，承受高利贷的剥削。
1994年8月11日，a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不得不与利达公司又签订了同样的一份合同，利达公司再借给a公司100万元，也是每月付息5万元。
在这两份借款协议书上，林福久是作为中介人身份签字的。按照协议规定，a公司每月必须付清5万元的高额利息。当利息付到还差最后25万元时，因为a公司业务耽误了几天，林福久就迫不及待地指使几个人，持枪威胁a公司老板马上交款。1996年5月29日，林福久收到了a公司的25万元现金。
“我借款200万元，却还了320万元！”a公司老板告诉记者。
林福久曾经借给原百货大楼一位老板700万元，“仅一年时间，连本加利变成了1500万元！”
一位知情者说，“林福久还借给某厂厂长200万元，一年后得还他360万元。”
林福久究竟放了多少高利贷，现在已经无人能够说清。但是专案组仅从林福久的外甥王春江处，就搜查出大量借据，其中借贷款总计2100多万元，虽然都是以王春江名义借出的，但这些钱都归林福久所有。其中借款最多者累计达1500多万元。
从1993年至2003年间，林福久先后向他人发放高利贷累计高达3000多万元，利率从2分到5分不等，仅利息收益就高达1260多万元。
“林福久不仅放高利贷大发横财，他还强行交易巧取豪夺。小到一部手机，三折腾两折腾能挣15万元，大到把鞍山市的税收都弄没了！”一位市级领导曾无可奈何地扼腕叹息。
1996年，鞍山市某ktv公寓十分红火，有人出价193万元，准备收购该ktv公寓。林福久获知可以发一笔财后找到老板，硬要170万元买下。老板迫于其y威，只好同意。结果，林福久只付了150万元。可半年后，林福久发了一笔小财后，又以不赢利为由，将公寓以原价150万元强行退回。
在林福久拥有的数套房屋中，有一户面积近二百平方米，地点在鞍山市铁东区财会培训中心附近，后来他让别人借助自己的势力，强行变卖，获取人民币60万元。
大约是1994年，林福久购买了一部号码为900028的手机，没用几天，就强行以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老板。几天后又强行要回手机，然后以5万元的价格，再次卖给某证券公司经营部一位经理。没过几天还是以同样手段，以5万元强行卖给某集团董事长。一部手机在林福久手里，仅几天工夫，三折腾两折腾，随心所欲就能赚到15万元。
1998年六七月份，林福久与鞍山市碧湖园俱乐部（林福久的妻子在碧湖园任会计）合作，想收购鞍山第二制药厂，打算搞房地产开发，但制药厂厂长坚决不同意。很快，厂长就被抓了起来。厂长被放回来之后，制药厂已经被碧湖园收购了。
再让我们看看林福久最大的工程——“府福养老院”。这座养老院位于鞍山市千山区唐家房镇，当地人通常称为“林家庄园”。养老院占地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整体建筑气派壮观，院内楼阁亭台，斗拱飞檐，小桥流水，别有d天，一派精致小巧的苏州园林风格。养老院里有花窖、养鱼池、游泳池、单体别墅、主楼客房，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福利机构，事实上却是林福久的私有财产。养老院的合作公司，曾向林福久借贷累计1500多万元，经他们私下商定，借款产生的利息，就以合作公司的名义转为养老院投资。
2001年7月，林家庄园动工兴建。这个素有吝啬本性，每年过年时只给母亲100元钱和一双袜子的林福久，却在这一工程中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林福久需要水泥，鞍山税侦分局的干警们则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水泥建材生产企业的专项税务调查，在全市范围内打了一场“水泥战役”。
在这场大检查中，林福久派人从鞍钢水泥厂拉走混凝土1000余立方米，总价值近40万元，而林福久只付了10万元。厂长崔子君催要余款，林福久愤怒地质问说：“就那么一点混凝土，10万元还不够吗？”
金钱让林福久走上了不归路
养老院整个工程预算为1000万元到1200万元，而最终只花费了750余万元。案发后，有关部门对养老院的评估结果表明，养老院实际价值1300万元。而林福久的权力，仅在此处就兑现550万元。
在林福久的y威下，鞍山市许多老板在鞍山无法生存，不得不含着眼泪背井离乡。这样的老板有多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统计。但是林福久的做法，确实使鞍山市的经济受到了沉重打击。在这里我们只能举几个知道的例子。比方那个被强迫花10万元买花的酒店老板，只身来到上海，开了同样一家饭店，还好，大上海张开了欢迎的臂膀，他现在生意十分火，可以说财源茂盛。“离开鞍山，省心了。”听说林福久东窗事发，这位先生笑了起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是早晚的事儿。”
再比方原本在鞍山生意红火的一位个体老板，也因“受不了那份气”，于1997年离开了鞍山，到北京去闯荡。还好，首都北京不欺生，在北京仅几年时间，他的公司便在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伪装在财色双恋中曝光
犯罪分子林福久及重婚小妾供词。
林福久曾大言不惭地说：好男占九妻。
林福久的小妾：他对我好对我妈好，对孩子好，对我家里人也好。我一直认为他对我最好。
犯罪分子林福久：自己从主观方面认准了，不管怎么，最后有儿子，一儿一女不挺好的吗？正好可心，一方面，我自己趁这么多家业，就这么想的。
是呀！在腐败分子的档案里：权力、金钱、美女，似乎在经常交叉联姻中，已经演变为一种“腐败铁三角”的替代符号，已经成为腐化堕落的陷阱，也成了他们无法逾越的怪圈。
林福久这个骨子里是农民的“凡夫俗子”，岂能跳出三界外？
林福久说过：“我的骨子里全都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呢？”林福久自问自答，“我认为：在外边，要活出质量让人羡慕，要顶天立地说一不二；在家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么多年来，没有儿子，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当然，他那拙劣蹩脚的“成功”，并不完全像所有新闻报道那样，靠政治流氓的蛮横霸道，靠权力寻租的冷若冰霜，靠行政命令的一言九鼎。其实，他也有“令人感动”、“令人佩服”的时候，也有“高大完美”、“神圣庄严”的形象，也有怜香惜玉、温柔多情的“举动”，甚至也有充满人格魅力的伪装……
否则，在他出事前，就不会骗过许多新闻人的慧眼。按古人的相书，把此公描写成文武双全的儒警，什么：虎背熊腰，豹头环眼，肤色黧黑，站在那儿块头十足，如同铁塔；走起路来虎虎生气，如同疾风；工作起来，如风扫残云，他坐镇指挥警车，命麾下闻警出动，侦查，破案，审讯，定夺，无往而不为；闲余时间，他气运丹田，舞文弄墨，挥洒丹青，颇得神韵，可谓写一手好字，画一笔好画，尤其是他的笔墨，大概以天地造化为师，天然自成一家，其山水画云雾空蒙，笔墨秀润，浓淡相间，富有节奏，浓破淡，干破湿，亦见章法。其竹子画得绝佳，难怪敢自称“竹王”……真是造物主的偏爱，把彪悍与俊秀，豪爽与涵养，武运与文气，都奇妙地融合在一个人身上。因此，也有人把他捧上了天，称他成为警界儒将，孤胆英雄，福尔摩斯，甚至柯南道尔。
无疑，说心里话，他无论是自身形象，还是从被上级官员所注意到的角度，林福久都把“自我形象”掩饰得还不错。在工作单位，他大力树立自己的廉洁形象来掩盖自己的疯狂贪婪。他自打在检察院税检处当处长那天开始，就建立了一套“廉政建设登记制度”，税侦分局办公室保存着一本《廉政登记簿》，专门用来记载林福久拒贿赂退礼金的廉政事迹。
据统计，多年来，林福久共上交的廉政金有100多万元。但是上缴的这些廉政金的去向，仍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牢牢地控制在林福久自己的手里，直至东窗事发。
税侦分局办公室主任介绍说：“从1997年5月到2001年5月，林福久共向我交了18笔廉政款，共计人民币437万元，还有一块价值126万元的雷达表和1万美金。后来这些钱大部分都被林福久从我手里要走，由他返给当事人。之后他再交给我一个条子（退钱证明），我这边账就平了。林福久给我条子时说，是当事人写的。”
林福久在案发前，除了在社会上一副流氓霸道的嘴脸外，在单位，在家庭中，他一直都是以正面人物身份出现的。他在同事和亲人眼中，不仅是一个廉政的楷模，更是一位生活作风严肃的好男人、好丈夫。
以至有些同事和亲人，还感到他对腐败行为疾恶如仇，对乱搞男女关系也是深恶痛绝，因为他曾多次在大小会上提醒大家：金钱面前不动摇，面对美女坐怀不乱。
其实，就在他叫得最欢的时候，他除了把原配妻子的孩子送到美国，已经又“左环右顾、拥香怜玉”，包揽了两个年轻美貌的“小媳妇”——一位是在天龙洗浴中心认识的陪舞女郭萍，一位是在酒桌上认识的大专毕业生、现在某广告公司当业务员的王歆。
那位叫王歆的女孩儿，在接受我的独家采访时流着眼泪说：“我是一个把女人的贞洁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的女孩儿，然而，我却将它心甘情愿地献给了一个大贪官、大罪人，回想起来真是一场噩梦。”
当然，在王歆眼里，这一切源于林福久的人格魅力、相貌堂堂；源于林福久的儒雅温柔、体贴多情；源于林福久的真诚可靠、出手不凡。
换句话说，林福久只略施小计，欲擒故纵，就把她们乖乖地拿下了。并使她们心甘情愿为他做小妾、小姘，二奶、三奶；心甘情愿地为他生儿育女，心甘情愿地为他独守空房。
林福久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还是让我们听听王歆的叙述吧。
王歆当时只有23岁，刚刚到鞍山市一家广告公司当业务员。也许她冷手抓热馒头有些摸不着头脑，也许她初出茅庐有些急于想建功立业。一周后，当一位“好心”的老广告员李大姐，要带她参加一次权威人士安排好的聚会时，她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
那是鞍山市最上档次的大酒店。晚上9点，她在一位穿旗袍的服务员的引导下，走进那间豪华包房。当李大姐把她介绍给那些官员时，她立刻感到被一群男人透视的目光包围了，那毫无掩饰的贪婪目光，就像要把她吞下去似的，瞅得她心里直发毛。相比之下，惟有那位姓林的似看非看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使她微微感到一丝文明。
在4个多小时的推杯换盏、天南地北海聊之后，大家在散伙前都按惯例，相互留了通讯方式，仅此而已。尽管李姐特意把她领到姓林的面前暗示说：“林哥可是个好人，就爱帮助别人，以后大家就是朋友了，有啥事可千万不要客气。”
事后她才知道那顿饭是李姐买的单，一共花了近三千元。我的老天爷，她真敢破费！可李姐却对她说：“这你就不懂了，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不是担心拉不来广告吗？找他呀！”
那些日子，她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去，还是不去？去，没那勇气，不去又不甘心。最后在单位三个月考验期，“按成绩录用”的催命时间近时，她不得不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硬着头皮拨通了林福久的手机。还好，对方听出她的声音后，显得非常高兴地说：“晚上正好有点时间，我请你喝茶。”
那是一个挺有情调又挺安静的小茶楼，她没发现有其他人，像是专门接待他们两个人似的。尽管是二人世界，林福久一点不轻浮，笔挺的西装，坐得板直，目不斜视，一副正人君子坐怀不乱的风度。
在交谈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不管社会怎么发展，为人一定要走得正，行得正。钱是好东西，但一定要取之有道，违法的事坚决不能做。
这使她想求他拉点广告的事，话到嘴边了，嘴却张不开了。还好，临近分手时，他才话锋一转，非常幽默地告诉她：“谢谢你陪我这么长时间，跟你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快乐。我这个局长是公务员，是为大家办事的，其中就包括你王歆，要是信得着我，就不用跟我客气。人都有亲情，我是局长，可也是人嘛，愿意为你服务，真的，这不是酒话。我今天根本没喝酒，你也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嘛，为你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了嘛。”
当她三天后，借着这股热乎劲儿，闯上山门时，林福久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了她。他果然没有食言，二话没说，就很爽快给她龙飞凤舞地写了两张条子。大意是：此人刚参加工作，没有经验，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帮她。
他那两张小纸条还真是管用，对方见了就像见了圣旨。无疑，她不仅拉来了一大笔广告，还得到挺大一笔提成款。
那笔广告成交后，她兴奋了好几天，也想了好几天，中心内容就是一个——怎样报答林福久？她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按着惯例，把林福久约了出来。约会地点是一家挺温馨又挺有情调的那种用蜡烛照明的小包房。她记得她先举起酒杯，说了一些由衷感谢的话，随之将事先装好的五万元的红包，推到他面前，告诉他这是你应得的。
谁想，林福久不仅把钱又推过来，表情也顿时变得异常严肃：“这是什么意思？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早就跟你说过，我这个局长就是为大家办事的，谁让咱是共产党了？办了事就要回报，那还有什么人情亲情？”
她的精神一下子被击垮了！这番话太义正词严、太出乎她的预料了！那一刻，她似乎看到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随之，一种从没有过的崇敬感油然而生。说心里话，她作为当代大学生，还是有能力分辨好人坏人的，凭她的姿色，傍个大款，靠上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也不难。可是，她最后能毅然舍弃处了半年的帅哥男朋友，把林福久当成靠山，看的不是他的地位，而是他的人格魅力，以及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朦胧胧的复杂感情。
那是1998年5月的一个春夜，她在一个酒店的包房里，把处女之身献给了林福久。一阵疯狂的风扫残云之后，他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低着头小声对她说：“对不起，我太冲动了。”她把他揽在怀里，像哄孩子似的对他说：“别说傻话了，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一不在乎你能不能娶我，二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只在乎你能对我真诚。”
打那以后，她就下决心不再接受林福久的任何帮助，更不接受他的钱和物，因为他已经为她付出挺多了，她没有再伸手的权利，只有回报的份儿——那就是她和林福久平均每个月，都能见上两次以上的面，平均一个月发生一次关系。而每发生一次关系，她的心就多一份渴望。
往后的日子里，她像一个偷东西的贼，一直生活在尴尬和喜悦交织的感情中。她为他怀过孕，有过将为人母的喜悦，她体验到了那种浑身懒洋洋，又时而要吐的感觉。她曾偷偷到医院检查：天呐！她怀孕了！当她在第一时间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她的想法非常多，也非常希望能留下这个孩子，并想以此成为他合法妻子的一个重要条件。
然而，她这个想法很快就破灭了。他非常明确告诉她说：“我和妻子是不可能离婚的，起码在我当局长的时候不能。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公平，可我是个头上戴着国徽的公安局长，不能不考虑影响。”
那一刻，她嘴上虽然说没什么，可心里却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在打掉孩子那天晚上，她一个人非常失落，在屋里哭了很久。哭够了，又感到自己是自找没趣，只得自我安慰：人家啥时候答应要娶我啦？现在已经这样啦，就顺其自然吧！再说这更说明林福久是个好男人，好丈夫。既然选择了他，就是选择了他的一切，就不要难为他啦！
然而，每当她小鸟归巢般地靠在他那坚实、有力的肩膀上，偎依在他那宽厚、温暖的怀抱里，顿时就会滋生几分安全感：她的委屈，她的苦恼，她的尴尬，她的彷徨，以及她那做贼般的感觉，都会消失得无踪无影。那一刻，她只有一个希望，也是非常可怜的希望，那就是林福久除了老妻，她是惟一的二奶……
然而，就这个简单、可怜的希望，也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2003年4月，她听到一个令她目瞪口呆的消息：林福久让纪委管起来了。她不信，可又不敢太张扬。在那些日子里，又怀孕五个月的她，别无选择，只得每天都为他祈祷，希望这是一场误会。
一个月后，又传来了一个更让她目瞪口呆的消息：检察院正在调查林福久包二奶的事呢，并要以重婚的罪名，追究两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那一刻，她终于知道了：她这个自认为跟林福久最“铁”的惟一二奶、惟一小妾、惟一的情人，其实完全是自作多情。林福久最“铁”的情人，原来就是有重婚责任的那个女人，此人是1995年林福久在歌舞厅认识的一个小姐，人家那才是“正宗的二奶”，有名分的小妾。林福久在鞍山、深圳都为她买了别墅，1997年，人家就为林福久生了儿子！难怪，她怀孕后想留下孩子，林福久义正词严。现在看来，她别说是小妾，就连三奶也够不上！她只是人家在怀孕生孩子期间一个无聊的玩物，一个廉价的替代品，她上当受骗了！
事实上，直至2003年5月，林福久被多次举报之后，他还相信自己根基牢靠、永不会跌倒——因为他坚信手中握有三张保命的牌：他迷信他手中无所不能的权力以及能使鬼推磨的金钱，因为这是他50多年智慧与心血的结晶。他坚信只要一手握权，一手拿钱，交替使用，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就没有化解不了的问题；他还迷信他那多年经营、编织起来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网，因为在他网中的人物，都与他一样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位置；当然，他更迷信还是那稳固、可靠的大后方——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因为他们是他腐败的直接参与者、财产的忠实守护者。他们最知情，最了解内幕，只要他们不反水，他就有了最后摊牌的资本与底线，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可以起死回生。
结果，他不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在他生命出现危机的关键时刻，他竟连续干了三件愚蠢透顶的事，用他自己手中的“矛”，攻破了他手中那三张王牌的“盾”。
第一件，当时中纪委接到无数举报信，已经要求辽宁省和鞍山市两级纪委，认真查处相关事实，并等待报告；可偏偏在此时，林福久自己把软肋暴露出来，自己往枪口上撞。
说起来很有趣，那是2002年初，他被调整到市公安局内保分局当局长，突然失去了税侦分局炙手可热的权力。他感到有些心灰意冷、有些失落，也感到了官场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不可预测、变幻无常。于是，他不得不为日后的生计作铺垫——那就是决定从名义为法定代表人的外甥王春江手中，收回府福养老院。
2003年3月，林福久耗费了不少心血，动用了权力，经过三变两变，终于把“府福养老院”的所有资产收归己有。事实证明，这个明目张胆的举动，成了专案组调查取证的突破口、导火索。
你们想想，那么一座明晃晃的，占地6万多平方米的特大豪华庄园，本来就招惹是非，他还敢顶风把它变成法律文书，牢牢地收在自己皮包里，岂不是犯了政府官员的大忌？岂不是成为查处他的突破口？他那家长式、恶霸式、强盗式的掠夺，岂能不引发众怒，通过举报火速送到中纪委？加速中纪委办案的决心。
2003年5月26日，鞍山市纪委领导找来林福久，让他对自己的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市纪委主要领导“请君入瓮”，每位干部都清楚问题的严重性——这种特殊“待遇”，无疑等于是给干部的最后通牒、也是最后的机会，应该非常珍惜。谁知，这时的林福久利令智昏，不知是迷信自己的权力金钱，还是迷信自己的关系网。第二天上午，林福久将书面说明直接送到了鞍山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庆岩的办公室。他还是执迷不悟，抱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顽固态度，把自己的问题推得一干二净，放弃了主动坦白的机会。
第二天下午2点，张庆岩召集书记办公会，研究部署查案工作。由于林福久长期在检察院、公安局工作，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张庆岩书记要求与会者严格保密，先期的调查要低调快速稳妥，如取得突破，“市纪委将马上采取相应措施”。
纪委选择的突破口，正是那座被称为“林家庄园”的“府福养老院”。因为对于案情来说，如果这一资讯确定，那无疑是最直接的突破口。5月28日，鞍山市纪委派人前往养老院调查。当天即初步查明，这座养老院没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手续，而且所投入的巨额资金来源不明。尽管明面上养老院的法定代表人是林福久的外甥王春江。
当天晚上，办案人员火速查找王春江未果。5月29日，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王春江到案。办案人员几乎不需要王春江供认什么，在他的汽车里就找到了再明显不过的证据。
在王春江的车上，办案人员搜查出两个密封的材料袋。一个袋里装的是以王春江的名义向他人私放高利贷总计高达2100多万元的借据。另一个袋里便是“铁证”——林福久与王春江签订的协议书：府福养老院所有资产归林福久所有。
事关重大，鞍山市纪委连夜分别向鞍山市委书记李英杰和辽宁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唯众汇报。晚上9点30分，鞍山市纪委决定对林福久采取“双规”措施。次日凌晨1点30分，鞍山市纪委办案人员找到了林福久的家，把他堵在被窝里：“林福久，市纪委决定对你实施‘双规谈话措施’，请你跟我们走吧。”临行前，林福久虽然很紧张，还是没有忘记把廉政记录本揣在兜里。
到了纪委会议室，本来应该态度端正，老老实实。他却先发制人地将廉政记录本往桌子上一放，反客为主地为自己一条一条地评功摆好起来：“我这个人，最看重的就是敬业和自律。1994年，从我当上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处长的那天起，就在我管辖的部门建立了一整套的‘廉政建设登记制度’，出任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后，我特意设立了廉政记录本，请领导同志看一看……”
说罢，林福久又煞有介事地向调查组成员介绍自己的“廉政事迹”：“1997年5月到2001年5月，我一共上交了18笔廉政款，共计人民币427000元，还有一块价值12600元人民币的雷达表，此外，还有1万美金。”
林福久刚说完，调查组一位成员问道：“按照你的说法，账面上应该有5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钱现在存放在哪里了？”林福久滴水不漏：“都退给当事人了。你们看，这个廉政记录本上还有当事人写的回款收据。”
鞍山市纪委一位负责人语重心长道：“组织上收到了许多举报信，我们应该给举报人一个明确的说法。林福久同志，你应该清楚，组织上今天找你谈话，是关心、是爱护，也是对你的挽救。希望你端正态度，珍惜这次机会。”
林福久顿时提高了八度声调，把胸脯拍得“砰砰”响说：“我是什么人？组织上应该最清楚，面对打击报复，我只有一句话，问心无愧。”面对态度蛮横的林福久，鞍山市纪委一位负责人说道：“这样吧，你先回去，冷静冷静，明天你给组织写一份情况说明，我们也好有个交代呀。”
林福久离开小会议室时，已经是将近下午5点钟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顿觉脖子后冒凉气。凭直觉感到事情不妙。于是，他立即把大哥林福昌叫到了办公室说：“今天市纪委找我谈话了，你赶紧准备一下，你弟妹和侄女早就安排好了，在国外没有什么危险，郭萍在深圳，也不会出大问题，你必要时到大连躲一躲，记住：一定要带着王歆。”林福昌问道：“带她干什么？”林福久回答：“让她留在鞍山，早晚是祸害。”
林福昌点点头走了。林福久下意识地拉开抽屉，突然发现书本里夹着一张缉拿邵正杰的通缉令。望着这张通缉令，他眼睛像触了火，心头猛地一惊，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逃离鞍山。
亲人在醒悟中纷纷叛离
他在部队与司法机关多年的生活，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一旦萌生了想法，便立即去实施。于是，林福久6时许走出办公室，再也没有与任何人联系，在街头拦了一辆出租汽车就直奔沈阳。
他在出租汽车里与司机闲聊时，听说距沈阳不足50公里的某镇，有一个百里闻名的“算命大师”。他立即就像许多“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政客一样，让司机把他先送到那里。他那神态，无疑像一只被追赶得顾头不顾腚的野j，诚惶诚恐，一头扎到那间普通的民房，恳请算命先生给占卜吉凶，指点迷津。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已经跑了出来，本来也可以跑掉。结果他又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头脑发昏，听信了一个算命先生的鬼话。他如果不是听信了算命先生的鬼话，也许至今仍然像被通缉的前上司邵正杰一样、在法网外亡命天涯。
“算命大师”本来就是靠察言观色、靠嘴皮子吃饭的。他一看林福久仪表堂堂，神色惶恐，便胸有成竹地故作神仙状，摇晃着脑袋问：“先生，求什么呀？是求官问路？还是寻机发财呀？”
林福久习惯了说上句，张口就把话兑回去：“我说了，还用你算吗？”
“算命大师”尽管已经看透了他的心理，还是点点头说：“此言极是，贵人话语迟，来，男左女右，请先生把左手亮出来。”林福久乖乖地将左手平放在桌子上。
“算命先生”扳着林福久肥厚绵软的手说：“男人手如绵，身边多闲钱；女流手如姜，财帛满仓箱。瞧瞧你的手相，先生是大富大贵之人哪！好，您五指并拢，请告知生辰八字！”
“算命先生”听完生辰八字，又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下林福久的掌纹，便说：“先生，按照卦书上说，人生的命运与掌纹的三大纹路息息相关。我仔细地察看了一下先生的十字纹、星纹和岛纹，可以断言，你今年53岁，命中注定有一劫！”
林福久顿时一惊，失态地手一哆嗦，顾不得端架子了，急忙问：“何为一劫？那你看我是出去躲一躲好呢，还是……”
“算命先生”得意地笑了：“我再仔细看一看。”他扳起林福久的手腕子：“不过现在问题不大。你看你这条‘事业线’，清晰而富有活力，尽管现在‘劫’已经来了，躲不是上策，躲也躲不掉，弄不好还会躲出车祸！不过，你别害怕，这是虚惊一场，3个月后，自然会云开日出，烟消雾散……”
不知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他恶贯满盈、在劫难逃，连靠骗人挣钱混饭吃的算命先生都忽悠他。看来，他注定难逃法网了。
离开了“算命先生”，司机问道：“灵吗？”林福久回答：“灵！不去沈阳了，返回鞍山。”夜里10点钟，林福久回到了家。
2003年5月27日，星期二。联合调查组在鞍山市纪委小会议室召开了紧急会议，针对林福久的态度，考虑到林福久长期在检察院和公安局工作，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会议决定：“尽快查清‘府福养老院’的资金来源，如有证据证明该养老院，属于林福久个人独资兴建的，就对他采取措施。”
这时，林福久最后一道屏障，最信赖的坚硬底牌出麻烦了。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麻烦出在他那日深年久的吝啬上。
早在1999年4月，林福久父亲病危时，林福久就怕自己的财产被隐藏在父亲名头下，父亲死后被别的亲人瓜分。他相信这是天赐良机——使这份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良机。
于是，他便替早年务农为生、没有任何财富记录的父亲，草拟了一份遗嘱。然后，不管父亲身体衰弱到什么程度，硬着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在病床上抄写：“……吾于1982年退休，身体健康，时逢党的开放政策，不甘寂寞，由三子资助经营至今十余载，积攒资金人民币1200万元，美金肆百（经查实”百“系笔误，应为”拾“）万美元，今老朽年迈不能经营，特立遗嘱，上述资金全部由三子林福久支配，以示子孙。”
林福久的哥哥林福昌，作为他的“财务总管”，一向听从他的指使，但这一次拒绝在父亲的“遗嘱”上签字，因为他实在难以相信父亲会有那么多钱。
是的，林福昌知道弟弟非常有钱，但并不知道这些钱来自何处，又是怎样到弟弟手上的。
这些年来，林福久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设计掩藏财富的绝妙办法，他守财不露的原则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有钱，包括对家里人也是如此。
据办案人员介绍，林福久对自己很苛刻，每天都穿一身警服，几十元一双的皮鞋，平时衣食住行从不显山露水，就连理发也从来不到大的、有名的理发店。而对外更是苛刻，比方在饭店就餐时，如遇到认识的企业经营者，林福久必然强迫对方为自己买单；比方在其住宅的院里收楼道卫生费，他就是不交。以至惹得收费老太太气愤地说：“这个‘林大眼珠子’太不像话了，那么大的干部，那么有钱，连卫生费也不交，太不是东西了！还威胁我老太太，说再管他要，他就要查我儿子的生意。”
林福久对自己、对社会苛刻，这都还好理解，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官，必须要伪装。可他拥有几千万财富，对家人还极为吝啬，就难叫人理解了。比方他大哥林福昌，是他最信任的人，从警察岗位上退下来后，给他当了近十年的管家和司机，多年来替他东奔西走管理偌大的存款，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可谁也想不到，林福久一年只给他2000块钱“辛苦费”。而每次到银行取存款利息，凡是20块钱以上的零钱，林福久全都拿走，只把十块八块零角分钱留给林福昌，还会用略带施舍的口气说：“这钱你拿着不是挺好嘛，有零钱花了。”
这还不算，当林福昌的儿子，向叔叔林福久借钱做生意时，林福久要求林福昌签字担保，并要求侄子必须付3分利息，过年过节还得拿1万元上贡。林福昌的女儿没有工作，向林福久借了5万块钱，到农村养羊维持生活。林福久还是让大哥做担保，之后又紧紧追讨了一年。侄女无奈之下，只得把城里的房子卖掉还了叔叔的债，到农村盖了一栋小房子居住。甚至，林福久对生他、养他、宠他、惯他的母亲，也非常苛刻。就连他母亲每年过生日，林福久的寿礼，也总是一成不变地只给一百元钱和一双袜子。
林福久的亲人们看不下去了，曾纷纷劝大哥“别给老三干了”！但林福昌还怀有一丝亲情，他相信：打仗亲兄弟，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