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

问：“什么是手心手背？”
宁：“用你的时候手心，不用你的时候手背。”
问：“在我看你和毛马是最近的人了，他好像比对谁都更信任你？”
宁：“出了事以后还这样吗？！”
马向东等一批贪官受到法律的审判
宁先杰话里有话，他以为他俩结伴豪赌，事发后马向东总说是他带他去的赌场，这真是本末倒置。其实马向东也明白，每次他要去赌，总不能自己赤ll地去邀请别人，总得有人替他把话说出来，宁先杰在这方面最“善解人意”，所以他和宁关系走得最近，只不过没想到，关系走得最近的人到了看守所里却分的最远。
宁先杰又说到那借来的50万美金赌资的事，那50万，一开始也不是50万，马向东最初是让他去借100万！
宁：“他当时是以私人名义，说借100万，我这个人呀，就是太实在了，当时就是惟命是从，给他去借，结果，人家说先拿50万行不行？我跟”老板“讲先拿50万行不行？他说行，就先拿50万。”
我问宁先杰那么到底马向东在北京党校学习的时候一共去外边赌过几次，宁先杰说“八九次吧”，这说法比老马自己所说的次数多了三倍。宁先杰对老马的评价还有结论性的如下语言：
“他这个人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围着我、顺着我，就提拔你；你逆着我，我肯定就让你靠边儿站！”
在所有对老马人品的评价中，原来直接和他对口的市政府副秘书长泰明所言简直让我毛骨悚然：
泰：“1997年，我和马向东去北京开会，晚上他叫了几个人说咱们出去放松一下，我以为他说的”放松“就是去外边歌厅唱唱歌，没想到到了歌厅他就叫了几个三陪小姐，小姐要陪我们跳舞，我既不会跳舞，也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他就在那一个人尽兴。一会儿他跟小姐要赌一种色子，小姐说你要输了就给我一百块钱，马向东说：那我要赢了呢？小姐说你要赢了，赢一把我脱一件衣服，马向东也不愧是老赌客了，连赢了四把，把小姐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我当时非常紧张，这要叫别人看见多不好——”
我不愿意相信泰明告诉我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多年做女人的经验告诉我，男人要赌不一定就色？但是要色，必然下流。如果泰明说的在北京歌厅里的事都是真的，那他马向东还是人吗？如果他还是人，如果这才是他最隐秘、最真实的一面，我很难想像我怎么能那么平静地对他曾经做了好几个小时的采访却没有爆发女人对这类男人最本能的愤怒？可惜，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对马向东的采访已经完成了。
当时的沈阳官场
有人的地方就有场，有做官的地方就有官场。
曾几何时沈阳的官场一度是什么样子？
据有关部门介绍，“沈阳腐败大案”俗称“慕、马大案”已被查处的一共有106人，移交司法机关的84人，这些人中23人是副厅局以上的领导干部，17个是单位的一把手。他们贪污受贿，疯狂敛财，以人划线，拉帮结派，阳奉y违，善于伪装，大有“官员群体腐败”的猛虎下山之势。在这样的“官场”形势下，诞生慕绥新、马向东这样的“大贪官”是不是就顺理成章？
问到马向东对那几年沈阳“官场”形势的看法，老马并没有特别强调“时势造英雄”，他的表达中最对抗的就是慕绥新，仿佛慕绥新贪，他就不能不贪，和慕绥新相比他贪得还不够档次，手法还不够狠，有慕绥新在，做官、为人的所有标准都化为乌有：
马向东：“慕绥新到沈阳工作后，好大喜功，他在个人捞钱上胆子也非常大。”
我问：“慕绥新的胆子大到怎么样一个非常的地步你能给我一些例子吗？”
马：“比如说沈阳有一个搞房地产的人，欠了建委500、600万的赔偿金，这个是不能免的，老慕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他就同意给免掉了。这种事，说老实话，我的胆子就不小了，但是再大胆，也不敢干这种事，他就敢干。还有还是某个人有走私车，老慕就公开推销给我们市接待办，四台奔驰，推销给北京办事处两台旅游车。所以我看他这么做，我没和他作斗争，反正他公开捞，我送上门的不拒绝就得了。”
老马的“愤愤不平”让我证实了两个信息：一、他在官场上和慕绥新的确展开过一场疯狂敛财的大赛；二、他们和行贿者进行“钱权交易”的诸多管道之一就叫做“减免”。
我曾问过接受我采访的所有沈阳“案犯”：“前几年，在沈阳，只要官场上混，都得会玩送钱的游戏吗？”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肯定。
我问过宁先杰，沈阳的送钱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宁这么说：“比较重一点是从97年开始的，慕绥新来了以后沈阳的确是肆无忌惮。”
问：“什么叫肆无忌惮？”
宁：“就是这个送礼，你不送不行。”
问：“他们会公开索要吗？”
宁：“不用，不支持你工作，大会上批评你，批你几回，不就完蛋了？！”
问：“如果我想进步呢？”
宁：“想进步必须得送！”
看来宁先杰完全懂得我所说的“进步”在这个语境里是什么含义。
进一步了解情况以后我多少知道了一点“木讷”的李经芳为什么“木讷”，用宁先杰的话说，要不是给老慕送钱，跟着马向东跑，他这位市财政局长早就坐不住了。
问：“你给马向东送过钱吗？”
李：“送过。”
问：“送了多少？”
李：“8000左右美金。”
问：“为什么要给马向东送钱？”
李：“怎么说呢？现在看来是犯罪，但从前来说是一个坏习惯，特别是春节期间，好像送的比较多。”
问：“你是说都送吗？”
李：“反正我知道范围很大。”
问：“大到多大一个范围？”
李：“包括政府机关之间送来送去是事情很多。”
问：“送来送去，这不成了八月十五送月饼？”
李：“不一样。我们往上送，下级的人给我们送，钱数不一样。”
问：“每一级都有每一级的价格？”
李：“水准我不知道。”
问：“像你们这些局长给市长、副市长送要多少钱？”
李：“一般要一万。”
问：“你们钱从哪来，出手就一万？”
李：“反正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小金库，有的是别人送来的钱。”
问：“有没有人单纯从自己工资、自己腰包里拿出钱来给市长行贿的？”
李：“好像没有。”
没有人出自己的血，那么用来行贿的最下一层的钱是不是就有可能源于民脂民膏？总有没人送钱的小官儿，小官儿也要靠金钱铺路成为中官儿、大官儿？
马向东是泰明的主管市长，泰明不想做只扮演幕僚角色的市政府副秘书长，有求于马向东，这就是为什么要从同学那里拿来50万给马向东装修房子。泰明的解释是：“我只是延续了一种风俗，因为沈阳官场就是这个样子，你就得入乡随俗，你做了，领导也不当回事，不这样做，就该觉得你怪，而且我相信这种风气恐怕也不仅仅是沈阳有。”
多么可怕的“恐怕”，泰明拿出50万，只是为了别让领导认为他是个“怪人”！不过反正这50万并不是他个人的，马向东如果领情只会领他的，而等他那位同事能得到马市长的好处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天下没有播种不期待回报的，泰明花　了50万到马向东案发还在做着他痛苦的副秘书长，还在被人取笑“秘书长，秘书长，接待群众接上访，开会之前讲一讲，试试喇叭响不响”，而迟若岩，沈阳市政府另一位副秘书长（当时沈阳市政府共有14位副秘书长），在做副秘书长之前是沈阳市自来水公司的经理，1998年曾连续多次用美元、人民币向马向东开炮，企业获利甚丰，迟本人也获利匪浅。
问：“你第一次给马向东送了多少？”
迟：“15万美金在马来西亚云顶。”
问：“第二次呢？”
迟：“2万，也是美金，也是给他的赌资。”
问：“以后还给他送过吗？”
迟：“送过多次，送到党校、送到他家，还有办公室。”
问：“你给他送钱想得到什么具体好处吗？”
迟：“当然。”
问：“得到了吗？”
迟：“得到了。”
事实证明迟若岩的大炮轰一次解决一个问题，前后算一下，自来水公司在1998年总共给了马向东8万美金、12万人民币，用迟自己话说：“这些钱加到一块才合人民币100万，90万，我们单位得到了多少效益呢？应交的费用3000多万免掉了，这是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安排了1000多下岗工人；第三，公司得到了固定资产几个亿；第四，因为马向东给我批了地我还给职工开了五栋楼房。市长开会多次表扬，公司后边好多问题解决起来就不费吹灰之力。”
迟若岩用公司的钱“滋润”了马向东，一方面，这种行贿不是个人行为，另一方面他本人在仕途上潜在的实惠也搭上了一辆“特快”，对此，迟本人一点也不否认，这样在官场上行舟驾船真可谓一箭双雕、两全其美呀。
翻供
1999年7月马向东被中纪委“双规”，接着被辽宁省检察机关立案审查，2000年11月“马案”整体移至江苏，这中间时间长度为17个月。那么这17个月的时间究竟是怎么的一段日子？究竟生发了一些什么事情？为什么在17个月以后，沈阳“慕、马大案”要拆开，一分为二，其中“马案”要“北案南审”。
这17个月的时间，中国出了多少领导干部腐败案？社会有人议论：“哼，一旦出了事，到底就是得看谁在中央的关系硬，东北的马向东抓起来有一年多了，就是有人保他，案子就是查不下去。”
马向东在中央有什么过“硬”的关系纯属人们臆想，“案子就是查不下去”倒是让人们不幸而“猜”中。为什么“马案”就是查不下去　？谁在中间捣乱，干扰办案？“搅屎g子”不是别人，正是马向东的爱妻——章亚非。
章亚非，辽宁省人大代表，原系沈阳医学院副院长、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这些职务和头衔不知道是不是“富贵妻荣”的结果，对丈夫马向东的忠诚和爱却是可圈可点。
马向东被“双规”后，章亚非就四出活动，提溜出一条条可用的人头线索，用重金拉关系、求保护，刺探案情、买通看守，其目的就是要营救马向东尽快将马向东“捞”出来，到章亚非也被“双规”时，她已经花出去的“营救经费”已高达130万。
在江苏看守所我曾问老马为什么在沈阳的时候要“翻供”？老马不喜欢“翻供”一词，说他在辽宁办案人员只查了他两件事，一是贪污，二个是涉嫌挪用公款，换句话讲，老马在辽宁没有“翻供”，他只是“停”供，有关他如何巨额受贿，包括收受刘涌（涉嫌黑社会犯罪）的4万美金、用受贿的钱置办的三处房产（每处价值100多万）、怎样将万元资产转移至马来西亚，还有大量股票、财物藏匿何方等等都咬死不讲。
的确，在辽宁办案的时候，检察人员在审查中除了发现马有赌博行为，涉嫌私分12万美元、挪用公款40万美元，此外一角冰山之下面还隐藏着什么更大的罪恶？马向东就是不交代。为什么不主动交代？因为他知道章亚非在给他活动，知道办案进度，能够在看守所和外面通电话，手中握有“底牌”。
好家伙，一个已经被逮捕关在看守所里的人竟能和外面通电话，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他哪来的机会打电话？谁给他提供保护？
问：“你在辽宁看守所的时候往外打过电话吗？”
马：“打过。”
问：“哪来的电话？”
马：“谢文秀给的手机。”
谢文秀，马向东在辽宁看守所的看守，男性，老马出事后被章亚非买通，照顾马向东身体，也“照顾”　马向东与外界联系。我们采访小组曾专程到东北他的关押地对其进行了采访：
问：“你过去和章亚非认识吗？”
谢：“不认识。”
问：“章亚非给过你钱吗？”
谢：“给了。”
问：“给了多少？”
谢：“开始是一万，后来又给过我、我爱人、小孩一共一万九。”
问：“马向东向外打电话用的是谁的手机？”
谢：“我给他的。”
问：“安排他在哪儿打电话？”
谢：“一次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没人的地方，还有在监室。”
问：“马向东给章亚非打电话你在干吗？”
谢：“可以说我在望风。”
问：“他给章亚非打电话都说些什么？”
谢：“身体什么的。”
问：“他们说的东西如果涉及到案情了，这个东西你控制得了吗？”
谢：“我控制不了。”
问：“你是因为拿了章亚非的钱，才给他们办事的吗？”
谢：“不完全是，我以为马向东是冤枉的。”
谢文秀身为看守所干警执法犯法，有可能是以为马向东是冤枉的，这里面排除不排除他想在马身处囹圄的时候伸一伸援手日后图报打算呢？谢文秀内心的全部想法我说不准，可另有一人，在马向东案发后，主动找到马家给章亚非四处活动充当“跑腿儿”却实实在在出现在“马案”中，给这一贪污受贿为主色的腐败大案平添了一笔怪异的色调。
还有人在上“贼船”
此人姓名于海洋，沈阳浑南开发区　。在主动为章亚非四处活动“跑腿儿”之前只与马向东纯属工作关系地见过三次面，自言与马没有一点私交，那么，他为什么在马向东已经被抓起来以后还会干出后来连他自己也认为是后悔莫及的“傻事”呢？还是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于海洋：“我在单位一直不顺心，人的矛盾，一直就想能找到市里、省里某位大领导，以便逃脱工作环境，回避矛盾。后来省里的一个大领导和我谈起马向东的案子，说了一些内幕，当时认为马向东是冤枉的，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希望我能在这困难的时候照顾照顾他的家属。”
问：“你就决定去照顾了？”
于：“我当时没多想，我一贯是比较听话的，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家长让我听老师的话，老师让我听家长的话；参加了工作，我母亲说在外面一定要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我认为现在大领导说让我去照顾照顾马向东的家属，我就决定去。”
问：“那你认识章亚非吗？”
于：“不认识。”
问：“她能信任你？”
于：“开始不信任，我去了有三四次，当时认为自己还是比较虔诚的，去照顾她妈妈、孩子，逢年过节还送些水果、吃的什么的。”
问：“后来章亚非是怎么求你帮忙的？”
于：“她拍着胸脯说老马绝对没问题，我一去她和她妈就都哭，说老马绝对没问题，非常冤枉，后来打电话让我给她跑跑腿，因为她不便出面，她说：嫂子求你了，就给我跑一趟，都联系好了，就跑一趟。”
问：“她说的跑一趟指的是什么？”
于：“她为了马向东求了一些人，就是让我去送个包裹、联系一下，送个礼、送个材料。”
问：“你帮她送过吗？”
于：“送过。”
问：“你也帮她送过钱吗？”
于：“送过。”
问：“送过多少吗？”
于：“我这边数字都不大，两万、三万。有一次送过大的，后来办案组的同志找我谈，我才知道，当时就是一个皮包，包都封好了，我也没看，也不知道是钱。她送我上的飞机，后来才知道那是钱。”
问：“是多少呢？”
于：“好像是10万。”
章亚非干扰办案，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是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特别是在“马案”由当地审理的时候，于海洋与刘实刚好是十几、二十年的朋友，因此安排于海洋去找刘实也就成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马向东异地受审时，刘实也因“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罪”而同时接受审查）
问：“为什么要去见刘实？”
于：“就是让我去送一封信，送个律师材料。”
问：“你向刘实打听过马向东案子的进展情况吗？”
于：“他也没跟我说什么，给他材料的时候，他用手弹弹材料，说沈阳是管不了这个事，沈阳听中央的，中纪委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你也别管。就是有一次，说过一点，是开政协会，散会以后他告诉我，马向东有些证据有些翘角，就是慕绥新的事，慕绥新下去，意思是有可能别过来，翻过来。”
问：“别过来，翻过来是什么意思？”
于：“当时的情况，当时马向东的案子。”
问：“是指翻案吗？”
于：“我理解好像是。”
问：“那你把这个情况告诉章亚非了吗？”
于：“我给章亚非打了呼机，通了电话。”
于海洋为章亚非大致就做了这些事，我好像可以相信于海洋所言，因为在我对“马案”　采访接触过的所有被访对象中，于海洋是一个小人物，虽然他在“马案”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但他是最盲目的，最可怜的，他的交换目的也最小，只是想通过“照顾”马向东家属，买那位曾经托付于他的那位“大领导”的“好儿”，日后寻机求那位“大领导”帮他改变改变工作条件，如果，万一马向东真是冤枉的，日后能出来，特别是能官复原职，他可就成了马向东的患难知己，得到提携好处自不待言，这是“小人物”的一点“小心眼儿”，更为可怜、可悲的是，他为章亚非忙前跑后，那是在“你大哥一出事，都躲了”（章亚非曾对其说的话）的时候，为章亚非送钱，他自己却没从章亚非那里拿过一分钱，于海洋说：“章亚非曾经告诉他，她家里一分钱都没有，她是向别人借了50万，这样的话，我一直认为他们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不能花她一分钱，不能趁人之危。”
我至今有时还在想，要是于海洋当初在困难的时候相助的不是马向东，而是一位革命老干部、一位蒙冤入狱的老教授，最好是一位“地下党”什么的大人物，那他的人格该有多伟大？他的行为该有多么的可歌可泣，只可惜他这一次投错了机，认错了人，下错了赌注，把自己也搭进了“马案”中，呜呼！起诉马向东案的公诉人队伍
怎样一种爱
马向东出事后，过去他身边和他贴得最近的人，要么跟着他一块儿“翻了车”，要么一个个“都躲了”，要么落井下石、隔岸观火；相助者，不怀目的者几无；但只一人，表现了对他无限的忠诚和固执的爱，这样的人当然不会产生于官场，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婆章亚非，老婆就是老婆，到了自己仕途折“跟头”，能有老婆为自己守身已经不易，况且还“痴”到死心塌地一意孤行、不惜钱财、干扰办案，“头拱地”也要把老公“捞”出来，这对男人来说真乃人生大福，对犯了“事儿”男人来说也是人生大幸，也可以招来四方艳羡。
那么章亚非到底是怎样一个老婆？她对马向东是怎样的一种爱？这爱是单纯到像旧世妻子“守节”般的没道理可讲，还是混杂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船”色彩？
我曾经问过马向东你受贿的钱都怎么处理了？老马告诉我“都交给我妻子章亚非了”，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章亚非对丈夫的情感就有理由让人怀疑其单纯性而想到“唇亡齿寒”，“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利益关系？但是据说，章亚非自从跟了马向东，一直就对老马好到真像一个“旧世妻子”，最好的例子就是老马每天回来，不管多晚，必有一盆热呼呼的洗脚水端到脚前。年轻时，若论门当户对，章、马绝对搅和不到一起，因为章亚非出身高干，马向东出身贫寒，不仅门第太低，而且父母早亡，贫寒中靠姐姐拉扯草草长大，但是章亚非不嫌贫爱富，不听别人劝告，认定情窦初开时的恋人就一爱到底，这又让人不愿意怀疑她后来对马向东的爱。
两口子的事怎么说得清？到了马、章这样层次的“两口子”　怎么说得清？毕竟他们是“共同受贿”。
采访中其实我特别想知道马向东对妻子章亚非是一种什么感情，作为一个女人，我偏执地要找出老马的态度，因为在我的心里，我就是偏执地认为男女之间除非利益关系很难存在不顾一切甚至不顾法律的盲爱，除非都“痴”到同一个档次。老马对章亚非有这么“痴”吗？我很怀疑，老马在歌厅可以让三陪小姐把衣服一件件脱到精光，这时候对妻子的爱还有什么“痴”？（章亚非知道这件事吗？）
我问马向东：“这么多年你受贿，曾经回避过你妻子吗？”
马：“没有。”
问：“你妻子也替你收钱吗？”
马：“收过，有时我不在家，有时有的人觉得把钱直接送给我情面不好看，就送到我妻子手里。”
问：“你有没有嘱咐过你妻子不要掺和这种事，你不要接钱？”
马：“没有。”
问：“你同意她替你收钱，就构成那么夫妇共同受贿，这在当时想过吗？”
马：“没有。”
问：“你在吉林看守所你妻子为你四处活动、干扰办案是谁的主意？”
马：“我的。”
问：“你让你妻子在外边为你四处活动，没想过会把她牵连进来吗？”
马：“我对不起我妻子。”
问：“那是肯定的，但我想话不能说得怎么简单。一开始你同意你妻子和你一道收钱造成你们夫妇共同受贿，你接受审查后又让你妻子为你四处活动、干扰办案，这是又一次害了她，你们夫妇关系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马：“我对不起我妻子。”
马向东连连说“我对不起我妻子”，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不能从他的嘴里、眼里、话里、心里感觉到他对章亚非一如章亚非对他的感情，更清晰的感觉他说这话主要是在敷衍我、对付我。当然，非常可惜在南京整个的采访中，我也没能有机会和章亚非一次面谈（办案不允许），不了解章亚非内心到底怎么想，
我只有从老马那里继续挖东西——
问：“你在外面赌博的时候你妻子知道吗？”
马：“不知道。”
问：“一次也不知道？”
马：“个别的时候知道。”
问：“你妻子劝过你吗？”
马：“劝过，我没听。”
问：“你收钱的时候她劝过你吗？”
马：“经常劝我，让我注意一点。”
好容易有点要美好一点的东西，没想到只是让他“注意一点”。
好多好多次我真希望章亚非是一个爱到单纯、爱到能消灭丈夫在政治上被金钱引诱每一次闪念的“贤达”之妻，然而事实上我也说不清在他们夫妇共同受贿的问题上到底是谁更为金钱所引诱。据泰明说他用他同学的50万给马向东“进贡”的时候，钱根本就不是交给马向东而是存了一张存折由他本人直接交给章亚非的，存折上写的也是所取章亚非名字的谐音，章当时接过存折根本没有拒绝，就是反复问泰明：“你的同学可靠不可靠？”然后“叮嘱我别让你同学出去乱讲”！马向东在等待被执行死刑
应该说知道了这个细节，知道了章亚非在替丈夫收钱时原来竟是这样的平常、自然，知道了章亚非在收下50万巨款的时候，并没有手忙脚乱、战战兢兢，我对这个女人心存的那份美好的希冀也就绝望地破灭了　。那一刻，我想哭，为我　“希冀的绝望的破灭”而想哭，为章亚非看来没有怀着对丈夫高尚的爱而想哭，为世上到底有没有“高尚的爱”而想哭，为世上到底有没有那么“高尚的女人”而想哭我就是想哭！
马向东在东北“扛”了17个月，到了南京只有4天就“吐噜”了他的全部罪行，然后他给章亚非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让心里哪怕还有一点情感的女人都会感动：“即使我在你面前长跪不起，我也不能表达我对你的悔罪”，我不愿意继续否定马、章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的想法，章亚非就是在看了丈夫的这封信后才打破了她那比马向东还难开的口，开始交代实质问题。我还是不明白丈夫犯法，她也犯法，丈夫有罪，她也冒着犯罪的可能为丈夫四处活动，丈夫不“扛”了，她也不“扛”了，这样的女人，到了这份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终于有一线之机，我们的摄像人员被允许进入章亚非的监区进行拍摄，回来我听说章亚非在他们的镜头里正在跟监友聊天，一边聊一边笑，一边笑还在一边不停地嗑瓜子。对于人这下我可是更糊涂了。
一个“两面”市长的悲剧　无法面对老百姓
1999年底，当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的曙光就要降临的时候，在沈阳市，一座雄伟壮丽的21世纪广场落成了。在广场中心的世纪钟下，埋藏着《本届市长给百年以后沈阳市长的一封信》。
这位本届市长叫慕绥新。
这已成为历史。
100年以后我们都死了。
百年以后的人们会怎样评价今天的事情呢？
无法面对老百姓
他们进来的时候，前市长和他的妻子并未改变姿势，虽然梅花听到敲门，说了请进，但仍然一只手搂着老慕的脖子，一只手给他梳头，脸贴脸给他唱歌。
老慕躺着，她半躺着。
本来办案人员在楼下已经跟梅花见过面了。她穿得很薄很露地跑下去。办案人员说要带她去谈话，她说必须征得老慕的同意，便跑上楼来再无下文。
这样办案人员才跟到楼上。
这个美丽的女人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示对老慕的爱情，比如老慕出国回来，她到机场去迎接，不仅献上鲜花，还要热情拥抱，这回表现得更加生死不渝。
进来的人说：“慕绥新同志，我们要请梅花同志去谈谈。”
老慕很不高兴：“要谈就在这儿谈！”
他摆出了市长的派头。
不过当时他不是市长了。
那是2001年2月6日，他已被迫辞职近两个月。震惊全国的“慕马”案中的马已经暴露，这回轮到了他。他的前妻贾桂娥交待了许多问题，现在该现任妻子梅花交待了。先扫清外围。中央纪委办案很慎重，慕绥新这个沈阳市市长，副省级干部，没有确凿证据，是不能轻易动他的。
迈着沿重的脚步，慕绥新走进法庭
进来的办案人员说：“慕绥新同志，我们不是跟你商量，我们是代表组织通知你，让梅花跟我们去把问题说清楚。”
慕绥新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说道：“那行吧，去吧！”
还是一贯的风格，办事不抹叽，要么不答应，要么痛快答应。
当时慕绥新是躺在病床上，到这一年的8月，他坐起来了。
坐起来的原因并不是病情减轻，而是心情放松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个结果才好。犯罪也一样。没有彻底交待之前总是非常害怕，硬扛着，灵魂不得安宁，很受罪。交待了也就交待了，天并没有塌下来，心情反而平静了。他升华了，大彻大悟了。所以他愿意坐起来，打起精神，跟记者长谈。那时候他把所有的问题都交待了，想跟记者好好探讨一下，他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说：“已经到秋天了，我能感觉到凉意了。”
他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
他说：“那是98年换届的时候，是我提议宣誓的。因为当时代表们的选举气氛很热烈，票数也很集中。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面对选举我们的人做一个承诺，这样也成为约束我们自己的一把尺子。我们一起喊了一些誓词，主要是这么几句话：‘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因为我知道，上任后会面临着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靠我们的智慧可以解决，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那就是腐败。只有把我们交给群众，在群众中亮相，把我们的诺言喊出去，我们才有可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闯过这一关。代表们都站起来，为我们欢呼。”
从录像上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为没解决好腐败的问题而遗憾吧。虽然宣了誓了，喊了，说了，讲了，做的却是另一套，没有“廉洁奉公”，而是收钱受贿，整天打壶不认锡，不知不觉地腐败了。
也许他在想，现在沈阳市人民会怎么看待他。
他沉痛地说：“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
低下头去，半晌没有再吱声。记者很尊重地给予他沉默的时间。
“面对自己的老百姓，我做了一些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没有再沉默，而是激动起来：“我没有办法以我的脸去面对这些老百姓，我怎么和他们去讲？我平时在会上讲的是什么，而下面做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所以我曾经要求中央，对我的罪刑在审的时候能不能异地审，不要在沈阳审，因为我不想再伤害我非常热爱，并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民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他们在我身上寄予许多希望，我却欺骗了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他以为，老百姓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重。
他说对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老百姓竟然没有特别恨他，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民愤。认为他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一些事情。
我到沈阳后接触了许多人，包括干部和一般市民，他们对“老慕”的印象还不算最坏，认为他是一个能干事的市长，城市建设，路的改造，等等，等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说，一点不贪很难做到，既然如此，那就在贪的时候，多为老百姓办些事情。最可怕的是，既贪又不给老百姓办事情。
善良的老百姓把对干部的要求已经放得很宽。他们对腐败有了很大的承受力，再不像以前那样，干部吃顿高档宴席也义愤填膺。他们早就想开了，吃吧，玩吧，捞吧，造吧，只要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多得点实惠就行。
况且，老慕还不爱玩。
慕绥新除了干工作，下班准时回家，从来不去娱乐场所，更不与女人鬼混。在与前妻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白天很威风地当市长，晚上回到家里好歹吃点剩饭，便独自看电视。贾桂娥在经商，总是很晚才回来。他对妻子把嘴唇画得通红很反感。
那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梅花，不过他的自制力很强，不经常见面。他对家庭有责任感。可是他越来越感到，这个家庭快维系不下去了，不仅因为感情，而且还因为经济。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经商办企业太出格了，要给他惹祸的。他向有关部门发下话去，贾桂娥不代表他，不能给她办任何事情。但是不管用。方话不入圆耳朵。
也许一开始就错了。
那是1970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冶金部设在鞍山的第三冶金建筑公司下属的一个机修厂，当然是下车间当工人。同去的有16名大学生，除他以外都陆续地与车间女工结了婚。他身高1米80，英俊潇洒，会拉小提琴，在清华当过乐队指挥，想找个有文化素养的姑娘。
这时候中专毕业的绘图员贾桂娥出现了。在师傅们的撮合下，二人谈起了恋爱。但谈了两个月后，慕绥新觉得她太俗，想结束恋爱关系。
这对痴心爱他的贾桂娥是个打击。那时慕绥新已经调到文艺宣传队，她生怕这位帅哥被别的姑娘抢走了，马上就神经了，疯了，寻死觅活，家长也找上门来施加压力。他只得跟她结了婚。
然后就有了两个女儿。过日子，忙工作。然后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来了。包括慕绥新在内的16名大学生都受到重用，当了官。
那15名大学生像当初很快找工人结婚一样，又很快地全都离了，找到自认为档次较高的女性结了婚。慕绥新没有这么干，尽管贾桂娥在16个女人中排名并不靠前。
这么做是对了，还是错了？就算对了吧。但生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次对了，并不能担保下次也对，不能担保你永远不迈错步。生活是很危险的。那种危险往往出现在你感觉不到危险，反而觉得很安全的时候。
那个年代生活困难，贾桂娥学会了理发，她给慕绥新理出很好看的发型，二人对着镜子笑。然而后来她借着丈夫的势力大把捞钱。你为什么让她借那个势力呢？回想起来很是懊悔。
“政绩市长”
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的着眼点全在事业上。别说家庭生活这些小事，许多做官从政的套数、规矩他也不讲，或者说不懂。那种让请求办事的人头疼的“研究研究”，在他这里很少出现。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当场给你答复。有时坐在小车里接到一个请求办事人的电话，他立刻就回答可以办还是不可以办，如果可以办，他就马上写个条子，交给秘书去办。除了正式大会，讲话从来简短，枣核解板——没几句（锯）。他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提高办事效率。
他对会议好像没有多少兴趣，连那种非常严肃、重要的市委常委会，他也毫不在乎，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迟到更是家常便饭，常常出现“书记常委等市长”的场面。这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是个政治事件，因为关系到谁是领导核心的问题。但在沈阳，大家公认慕绥新是“党内个体户”，司空见惯，奈何他不得。
在书记、市长同时出席参加的重大活动中，他经常越过书记拍板表态。他思维超前，头脑敏捷，书记总比他慢半拍。但人家毕竟是书记，你不能这么办啊！
对下级那就更厉害了，稍不如意便大声训斥：“你他妈的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收拾你！”他同意夏任凡提出的把无轨电车改成汽车的建议，便让一名干部去论证，那干部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他便说：“我让你论证改后的好处，不是让你论证不行，你他妈回去给我重新论证！”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了达到目的当然是工作目的，不讲究方法，不斟酌手段。对某项工作越是热衷，便越是勇猛向前，不顾细节。
他当选沈阳市长后，除了集体宣誓，还有一个自己的就职演说。他对记者回忆说：“这个就职演说是我自己打的草稿，没让任何人看过。核心的内容是，我衷心地希望沈阳人民能够骄傲起来，能为自己是沈阳人而感动、骄傲和自豪。这是我为政一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
他接着说：“我基本上像一部装甲车或一部坦克车，呼呼往前冲，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都无所畏惧，我都可以克服。很多在常人眼里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我的手下已经变成了现实，就是因为把我放在沈阳市长这个位置上，我要实现我的抱负，我要完成对这个城市人民的庄严承诺。1998年我们做过一个测验，沈阳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率达到94·7％。”
也许这个数字像其他许多数字一样不会十分准确，但说明慕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