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华路之我不为刀俎

第369章 站队站对了

为官两年,陶侃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老百姓心知肚明,他们请求陶侃留下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和上级领导关系闹僵了,留下来只是徒增烦恼。
离开了武冈,再也不受荆州太守吕岳的打压了,陶侃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放不下武冈的人民,尤其是城步寨的那些苗瑶人民,因为自己的中途离任,那些官吏随时可能会加派赋税的,逼急了少数民族,他们就会揭竿而起,反抗官府的。
可是放不下又能如何?但愿下一任县令,也能像自己一样,爱民如子。在资水的江面上,陶侃望着滔滔不绝的江水,久久不能释怀。
带着几多无奈,几多愤慨,陶侃回到了家。但是他是闲不住的,此后在好友的举荐下,又当过郡小中正。
如果不是江南的流民起事,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西晋末年,皇后贾南风干预朝政,祸乱后宫,杵杀愍怀太子,群臣激愤,宗室震怒。永康元年四月,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彤、齐王司马冏诈称皇诏,率兵冲入皇宫诛杀贾谧、废贾后。后宗王之间相互攻伐,天下大乱,史称“八王之乱”。中原烽烟四起,战乱不休,死伤枕藉,哀鸿遍野。
大量的中原人为避战乱,纷纷南逃。秦、雍一带的平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引发江南局势的动荡不安的。李流等人在蜀中起义,蜀中百姓又变成流民往荆州跑,新野王司马歆为政严刻,蛮夷并怨。
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那些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转而屯聚起事。**二年,(303)义阳蛮张昌也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
为了聚集人气,张昌找到一位名位丘沈的官员,更名为刘尼,诈称是汉室之后,以此奉为天子。张昌自称相国,又诈称看到了凤凰,发现了玉玺,以神凤为国号。
张昌散播谣言称江淮以南皆反,由此加强南阳周边的不安,以此来蛊惑人心,长江、汉水周边百姓多起兵响应。
张昌此人好论攻战,他派马武进取武昌,还是有点战略眼光的。武昌是孙权经营多年的军事重镇,直到东晋之时都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张昌以武昌为中心,北抵襄阳,西控荆南,东取江州。
建立政权以后,张昌没有什么长远战略,张昌任命的地方官员都是桀盗小人,江湖豪杰,做的还是强盗的事情。
张昌的部将石冰也是个人物,在短时间内击败扬州刺史陈徽,几乎攻陷扬州各郡,只有江北寿春、广陵等地还有一些晋军。
西晋把今江西、武汉一带分为江州,不久又被石冰所攻陷。临淮人封云,雄霸天下!举兵响应石冰,意图进取徐州。张昌另一员大将陈贞接连拿下武陵、零陵、豫章、长沙。张昌除去交州几乎拿下了孙权建国时的地盘,还多出豫州、徐州部分地区。
张昌亲率军队攻取襄阳,此地最初是新野王司马歆的根据地。几经交战,司马歆战死,襄阳守军依旧据城抵抗。
随后张昌转而攻下江夏郡,三月之间,军队增长到三万余人。张昌势力的发展壮大,引起朝廷的不安。
朝廷立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加封镇南大将军,率领军队前去镇压。这个刘弘来头也不小,他就是那个经营合肥、让孙权怎么都攻不下的刘馥的孙子。
刘弘一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荡之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的军队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
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
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灭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平定了张昌之乱,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而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
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
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是同一年被举荐做官吏的,二人交情尚可。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
为了避免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陶侃将长子陶洪、兄子陶臻诣弘送往刘弘,作为人质。刘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抵抗陈恢的进攻。刘弘用人不疑,很好地解决陶侃的后顾之忧,他带着部队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
连续击败张昌、陈恢等反对势力,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成为了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多年前在武冈梦生八翅的梦幻就要变成现实。
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
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
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这个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期担任任江州刺史。虽然“八王之乱”刚刚结束,天下已经大乱,但华轶仍然重视传统的制度礼仪,又设置儒林祭酒宣扬儒术。华轶在江州甚有声威和恩泽,豪士都与他结交,深受人民爱戴,因乱而流亡当地的人都投靠他,实力大增。华轶与司马睿虽然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
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司马越拉上了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任命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陶臻也在华轶的军中担任参军。
随着华轶与司马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担忧继续留在那里,很难有所作为的,搞不好还会把自己性命搭进去,于是托疾而归,向陶侃告白:“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
陶侃十分生气,要求陶臻尽快回到华轶之处,继续任职:“资于事父以事君,背弃华轶,有违忠义,不可。”
“叔父,我遵从你的意愿便是。”陶臻点点头,表面上答应了。
这小子一转背,脚底抹了油,偷偷跑到建康去了,将华轶的军事布防情况合盘托出,还说奉叔父陶侃之命来投奔琅琊王司马睿的。
为此司马睿大悦,任命陶臻为参军,加封陶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陶侃迫于压力,乃与华轶断绝来往,陶侃阵前倒戈,让华轶元气大伤,夏口一失,江州门户大开。
当时洛阳经常受汉赵(匈奴人刘渊建立)的军马侵扰,民变四起,华轶仍有匡扶天下的志向,派人上贡到洛阳时,仍不失臣节。华轶更向使者说即使洛阳的道路断绝,也不该改上贡送给琅邪王司马睿,以表明他是忠于司马氏中央政权的。
华轶自以受洛阳朝廷所任命,而晋怀帝尚在洛阳,不肯接受司马睿的命令,属下大多都劝谏华轶退一步,与司马睿合作,华轶坚持己见,没有采纳部下的意见。
永嘉五年(311年),永嘉之乱发生,匈奴贵族刘渊带兵攻陷了洛阳,掳走了晋怀帝北归。司空荀藩推举司马睿为盟主,于是司马睿承制改易长吏,但华轶不服从。
司马睿找到了出兵的借口,派左将军王敦率领甘卓、周访、宋典、赵诱等人讨伐华轶。华轶派别驾陈雄驻屯彭泽抵抗,自己则领水军作为外援。
扬烈将军周访奉司马睿之命率兵驻屯彭泽,以防备华轶的扩张。周访欣赏华轶忧心天下的热诚,不愿挑起华轶与司马睿的嫌隙,改屯寻阳。
两军交战之后,武昌太守冯逸在湓口被周访击败。前江州刺史卫展没有受到华轶的重视,心中久有不满,决定与豫章太守周广作为司马睿内应,暗中派军袭击华轶。华轶兵败,逃到安城,周广追击并斩杀了华轶与他的五个儿子。
陶侃虽然没有出兵直接攻打华轶,但也算是立了大功,升为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关键时候背叛了华轶,并没有受到世人的职责,为了家族利益,与士族结盟以成为了一种风气,更何况陶侃这一次站队确实站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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